刚才干春松讲到有些人质问，为什么讲来讲去都是儒家的事儿，为什么必须是儒家。最近不是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吗?为什么“左”的右的多种倾向的思潮都要研究康有为?探讨发展道路呀。道路和模式都要适合国情。讲国情，归根到底就是突出特征，中国特别的地方。于是归结到传统，对于道路和模式而言内在的东西。说来说去，就是先王之道。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说他没有创造发明，不过是阐扬先王之道。墨子也举先王之道的旗帜，却没多少人追随。“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也属于奉先王之道吧。诸子多多少少涉及先王之道，但远逊于儒家。儒家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儒家这个符号是有实质性内核的，那就是先王之道。
《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法家刻薄寡恩，都不合先王之道。儒家尚仁，识仁为天地境界。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儒家相接。17大报告有句话：“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体现的是儒家仁政思路——“感人心”而后有所为;不象老子无为而治，放任普通百姓在商业、金融大鳄吞噬下自生自灭。
曾亦提到当代新儒家时，我之所以说那是一批书斋学者，是因为他们泥于宋明道学，或称宋明理学。他们也注意到儒学在现时代创造性转化，但这项工作做得并不好。理学之为理学，理是标志性概念，极要紧。主张理为天理，意思极好，是划时代创造。然而，说到理为天命之性，又分出个气质之性，我就觉得不对了——不合乎中国传统，反倒是与佛学调和。何谓天命?天即气，天命就是气禀;天命之性就是气质之性——这样讲才合乎中国传统。有人会讲，宋明儒学不是传统吗?我是讲，先秦的才是传统。又有人会讲，先秦、宋明都属传统，取任何一派都算继承传统……这样争下去就没完没了。这里，一是要确定更深层面的、各派共同的为传统。我曾提出，在与西方传统对比的意义上，取无执为中国传统，源头是易道——生生之谓易;西方传统的对比方是坚执，源头取巴门尼德的存在。
二是要与当代知识相合。宋明儒学对天命之性的解释与当代知识不合。对中国人，你还能说，仁义礼智这等天理是与生俱来的，人一生下来就备有了。用来讲德国人行吗?德国人一生下来就天赋仁义礼智?印度人同样?说不通啊。当代知识不接受这种说法。所以宋明儒学这种学说在当代行不通。但这可是理学的最基础的概念，是命根子。然而取先秦的学说，天命之性即气禀之性，而后经存养为仁义礼智，如孟子所说，与当代知识就能相合。既然要创造性转化，就须与当代知识相合。所以我取先秦儒家的说法。
当代知识包括面极广，只能把握住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社会的各门社会科学、各种社会制度。二是源于西方文化的自然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儒学就是中国哲学。何谓中国哲学?我的认识是：用时下汉语思考和写作的一切哲学论著中内涵的、共有的概念体系，无论写的是什么，论述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当然算，讨论西方哲学家著作的当然也算，讨论印度的、阿拉伯的、拉丁美洲的……统统都算。不妨假设所有的用汉语思考和写作的哲学家有个共有的哲学体系。实际上这个哲学体系尚未整理出来，或者说正在逐渐地形成中。但不妨假设有，或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把它设定为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样的中国哲学已经内涵于当代汉语中，我们的事业是把它找出来。中国哲学就是当代汉语的思想内核。研究中国哲学就是当代汉语思考自身。
我们的祖先认定有易道、天理，就是主张中国哲学客观地存在着。哲学家的使命就是寻找它、阐发它。
中国哲学要能完满地解释中国古人写的文献中包含的各种学说，也要能完满地解释西方社会古今哲人写的文献中的哲学。理念上应是能完满地解释一切哲学资料。这不是中国哲学家野心大。这是我们的遭际。它们来到我们面前，只好去努力想通。外国哲学家用不着这样辛苦。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家的资料是个人的学术兴趣，可做可不做。中国哲学家不同。我们必须读西方哲学著作。是整体的必修课。这就叫遭际。我们还必须读以往中国哲学家写的哲学著作。还必须读马列主义论著。每一种都要读通;三种彼此之间还要互通。这是无可逃避的任务。你读、我读、他读，有共同理解，也必有歧异。磋商、协调……就是当代汉语在思考自身。要读通那么多的资料，所凭借的，在这思考中条理渐明、系统形成，中国哲学就出来了。
发展道路可以与此类似地假设。现实状况既定，最合理、最健全的发展道路就内涵于其中。现实格局是三文明并存，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已经内涵于其中的最佳道路找出来。
这里有哲学的事吗?当然有。讲到发展，首先涉及的是社会结构演变。其次是各项制度演变，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等等。按黑格尔的看法，这些都属现象。黑格尔的独创性在于他在这些社会现象中看出概念发展。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内涵概念。概念没发展或发展不到位，社会不会发展。历史就是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不就是哲学的事吗?中国哲学要发掘三个文明相互作用中正在形成的概念。
这是第三个要点。
我们正在经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时期。已经25年了，还在延续。有些历史学家说这是太平盛世。我想，这就意谓潜藏着危机。道理很明显：盛意谓着将衰;越是急剧地兴盛就意谓积聚着越多的危机要素。不少学者说：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是发展速度太快。也是这个意思吧。不过，要做的是找到更深层的原因。否则要哲学干什么?否则怎样对症下药?我希望现在还不是盛世;盛世正在来临中。
现在就是说，共产党要应对目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犯了很多大错，但总是不倒，到现在力量还很强。有两件事我们都目睹的，一是打法轮功，一是应对非典。你看党组织表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非常强。你看平时党员们是涣散的，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一点儿也看不到，但碰到事，一号召，整个社会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激发起来了。共产党的动员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命力不可低估。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有两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它长征那么艰难居然活下来了，比摩西出埃及艰难几十、几百倍吧?这样一个党是打不垮的。这一点，早就有杜勒斯清醒地认识到了。第二，土改。它的土改整个是扎扎实实地在全国铺开，一搞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把政权的基础打得极其扎实，下的功夫极其巨大。这种打基础的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么干的。所以他的执政基础是非常坚实的。现在碰到一个什么问题?现在是邓小平有严重的失误，目前的很多问题源于邓小平的失误。得出这个判断，我曾经讲过三条原理，其实只是三个推理步骤：
第一，我们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党，因而一切重大失误也只能归于党。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只有他可以。人们给造成的最大的危害无非烧个房子、杀几个人，或者造座桥塌了，再大的危害就做不到了。但是他一旦造成危害就是极大。古人怎么说的?——匹夫之怒，溅血当场;大王之怒，赤地千里。
第二，我们一切成就都在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正确，因而一切重大失误就在于指导思想出了偏差。
第三，谁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偏差，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只有老邓可以。要找那个最伟大的嘛。所以，确定下来，我的问题就是：老邓到底哪些地方出了偏差。老邓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我都承认。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邓小平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等重大决策，把国家救了，共产党也救了。那么现在应该思考：老邓什么地方错了?这个是在两年多以前我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要找老邓错在什么地方。我也早就得出初步的结论：老邓错在毛泽东有些该继承的遗产他没有继承下来。具体的讲就是：信仰他没有恢复。
这要对当前危机作个判断。我的判断：那是精神危机。人们认为：要稳定靠发展，只要GDP增长，福利、就业解决了，稳定就达成了。按这种解释，不存在危机、只存在问题;解决问题之道在物质增长。然而，法轮功及其他邪教层出不穷、势头越来越强，怎么解释?人们又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没钱治病。于是责怪医疗保险没搞好。那别的邪教怎么解释?我认为这种思路不对。邪教兴旺说明中国人民的信仰空间出现了大面积“真空”。再问：这“真空”是哪里来的?我的判断：如此大面积的空间，只可能是共产党让出来的。
我弄清楚了两件事。一是很多人说中国人没信仰。许多中国人自己也承认没信仰。我由此醒悟：这是误解。中国人民与其他人类一样，天性里有信仰需求。信仰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从而，在理论上，我把这看作一个基本事实。二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你说中国人有信仰，但是那么多人却说自己没信仰——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的话，是什么?这个问题讲起来有点儿复杂。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不是那么简单。从传统看，中国人的信仰是天。尽管有的人拜祖宗、有的人拜观音佛祖、有的人拜关公大帝、有的人拜妈祖，在这些偶像崇拜根底里都是敬天。〖拜山川木石蛇兔猬狸等精怪，类似畏惧恶势力、黑社会，不属于信仰。〗偶像崇拜的实用性比较强。内心敬畏的对象是天。宋儒劈头说个天理出来，在信仰上是个革新。《朱子语类》中有段话很有价值：
周问：“‘获罪于天’，集注曰：‘天即理也。’此指获罪于苍苍之天耶，抑得罪于此理也?”曰：“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
这四个概念(苍苍者天、道理之天、理、帝)是朱子对天概念的阐释。足见天、天理是中国人民的信仰对象。近代人民革命以来，中国人的信仰有所调整。由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强势宣传，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不信教——从而顺理成章地认为自己没有信仰。其实，这时候他们信的是共产党、毛主席。他们是有信仰的——信仰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目睹中国人信仰热情的炽烈迸发。
归总起来，大部分自以为无信仰的中国人，其实际信仰大抵是於穆不已的天道与历史必然性的结合。只是被唯物主义、无神论掩盖得处于模糊状态。
邓小平的失误就是让出了信仰空间。他讲过最大失误是教育。也讲过两手都要硬。然而没抓住信仰这个根本点。没有信仰共产党就没有精神凝聚力，怎么执政?古语说：王者，往也;天下往也。讲的就是精神凝聚力。
进一步要搞明白的是，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体。共产党是以共同信仰为前提组织起来的，本身又成为信仰对象。这是什么存在体?是教会啊。当然，这个组织有多方面的性质——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但是不能忽视还有宗教性。你看人们对共产党的评论中有两说，一个是政教合一，还有一个是党国体制。现在我说这两个都片面，都不完整。把这两个加起来就对了。政党、教会、政府三位一体。国家就是这个三位一体。它既是政党，又是政府，还是教会。邓小平的失误就是把共产党的宗教性淡化了。后果就是削弱了对党员的凝聚力、对民众的感召力。
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只同意保留一个——教师。他自己说，他是当教师出身。他先是让出国家主席给刘少奇，后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说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林彪是提议毛泽东当、而毛泽东不愿当、反过来斥责林彪——我看他有教主情结。教师，意旨就是教主嘛。但邓小平没这个情结。
谢遐龄：目前已出现恢复毛泽东这方面遗产的趋势。对中国文化传统来说，这是新的要素;对当代生活来说，这是人民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传统是本位，必须守住。还要综合新要素。怎样综合协调要继续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