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遐龄：本来，我还打算继续跟着硕士导师陈珪如先生念博士。但是陈珪如先生的博导资格还没有批下来。她的丈夫胡曲园先生是当时我们的系主任。他经过几年考察，对我从不放心到放心，后来不想放弃我，不想放掉我这个学生。而当时全增嘏的博导已批下来了，就安排我挂在全增嘏的名下，但是算是陈珪如的学生，还继续研究自然辩证法。但是后来，我实际上对自然辩证法已经逐渐失去兴趣了。因为首先，我认为，自然界没有辩证法，只有思维才有辩证法。我已经转到黑格尔的原本立场上去了。第二，以自然辩证法的名义研究科学哲学这样的方式，我认为科学哲学太“小”，要“大”就是分析哲学，而我对分析哲学不感兴趣。我想还是研究比较“正宗”的、当行本色的哲学。那时候就瞄上康德了。
偏偏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桂林会议的事件。
曾亦：据说在桂林会议上，你们几个博士生对肖前发难?
干春松：我看过俞吾金老师写的回忆录，他说：“1983年秋天，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当时我们复旦哲学系有一些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举行前，在当时的副系主任李继宗教授的召集下，我们6位研究生(其中3位硕士生是：安延民、吴晓明和我，3位博士生是：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分头起草了一份《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桂林会议上，陈奎德代表我们6个人发言，这份《认识论改革提纲》，当即遭到了与会者中的保守人士的批判。会后还有人打小报告给中宣部。据说，中宣部就我们这个《提纲》下达了一个文件，批评我们的《提纲》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一来可以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回到学校里，校党委书记把我们6个人都找去了，要我们做深刻的检讨。学校里的一些保守会士也乘机把事态扩大，甚至扬言要开除我们的学籍。当时，这个事件在哲学界搞得沸沸扬扬，成了著名的‘六君子事件’”。
谢遐龄：俞吾金的回忆大体差不多，不过他了解的情况不完整。与其说我们对肖前老师发难，不如说是肖前老师对我们发难。当时的背景是要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的意图就是要批人道主义。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批周扬等四个人写的文章。这是一个大背景。
“六君子”本应是“七君子”，以李继宗为首。在桂林会议期间，一次午休时，李老师把我找去了，告诉我：现在风头不好，不发言了。我回去向他们五人传达李继宗的意见，遭到一致反对，主张，既然写好了，就要发言。我再到李继宗的房间反映大家坚持发言的要求。李老师说：“那好吧。不过就不要写上我的名字。”后来就按他的意见以六位研究生的名义发言，没有写上李老师的名字。当时李老师以副系主任担任哲学系第一把手，出事后他只担了领导失察责任。
实际上，这件事的真正发起者和领导者、组织者是李继宗。先是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对认识论中的一些说法不满意。他们商量、决定在桂林开一个关于认识论的学术研讨会，意图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些贡献。回到复旦大学以后，他把我叫过去了，说准备开这么个会，问我有没有兴趣。我们当时正在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因而表示有兴趣。开始他的意图是去两个博士生，要求我们都要写出论文。我回来一说，这哥儿几个都纷纷要求去。我跟李老师说，好几个人都愿意去。他竟然说挺好，到时候你们都发发言。最后决定就这样出台一个集体发言。由于涉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我还特地到华东师范大学请了一位心理学博士生李其维参加。他的导师左任侠是皮亚杰的学生。
后来我们几个研究生就一起开会讨论了几次，最终确定了主题;六个人分工，各写一部分。后来凑在一起，由陈奎德统稿，大体顺一下文字，加点美文。我还提了一个意见。陈奎德当时提出真理多元论。他文才比较好，写的文章念起来铿锵有力。但就是这个论点出了毛病。“真理多元论”的意思就是不承认有“经”。本来党的意思肯定是要把“马”当做“经”，其他的都是“子”。一讲真理多元，那不就是等于说大家都是“子”、没有什么“经”。这个说法，肖前他们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况且肖前事先都有准备的，把我们的稿子先要去看过了。我们一讲完，肖前就讲了一番话批评我们，可是当时我们都是刚出道的小毛头，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敢跟肖老师顶。
还有一件事是俞吾金惹的祸。他面相年轻，35岁的人，看起来似乎才22岁。他所在的那个组里当时有一位姓孔的老师，山东社科院副院长，是孔子后代，令字辈的。但是“小青年”俞吾金管他叫老孔，激起了哲学家们的愤怒。人家觉得我们这帮研究生简直太狂妄了。后来做检讨的时候，俞吾金还幽默地辩解道：我也不是叫他老孔。我叫他孔老孔老孔老，连着叫，人们听成老孔啦!……反正种种不幸的误会吧。
回来以后，肖前老师就告状了。但是好玩的是，肖前批了我们之后，还把我们都请去吃了一顿西瓜，算是和解的意思。后来想想，人家也是不得不表态。你们这几个家伙在那儿蹦哒，弄得邓力群都关注了，不表态不行。后来，过了一两年以后，我弄明白了。邓力群本来怀疑我们有背景，怀疑我们是胡耀邦指使的。最后查出来没有背景，他就放过我们了。他对上海市委宣传部讲，年轻人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要发挥他们的特长。之后才有上海市委宣传部想收编我们的事。
实际上在去桂林开会前，“李继宗要在桂林开会时有个大动作”的风声已经在哲学系流传了。老系主任胡曲园先生很担心，盯着我问怎么回事。李继宗又不让讲，我和陈奎德只好躲着不去见胡老。出事后，老先生很痛心：好不容易有几个好苗子，不要又黄了。反复问我们：李继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实事求是地说，发言是我们六个，我是组织者(这不算说谎——这帮人确实是我组织的)，陈奎德是统稿者、上台念稿者。这些与李继宗无关。当时我的考虑是：我们都是研究生，尽管我已经38岁，毕竟还是博士生。李继宗是教师，且是系领导，有他在里面，性质完全不同。所以我就暂时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吧。我完全理解老先生的意思是心疼、爱惜我们。现在可以还原历史真象了——李继宗才是我们那个认识论提纲的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
但是当时校方的应对预案确实是要把我和陈奎德两个责任最大者都赶走。后来上峰压力减轻了，校方说两个人中可以留一个。哲学系决定把我给赶走，因为有决定权的老师认为我问题最严重，认为年轻人都是被我带坏的。我就觉得很吃亏。我读博士就是为了想要留在上海，再给我赶走弄到南京去岂不是几年都白“受苦”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找了党委书记。新任的党委书记林克一上任就在五四青年节把哲学系的一帮研究生找去座谈。称作找了一些有问题的、思想不坚定的研究生谈理想、做工作。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信息，一个信号，表示他对我们这些人还是挺宽容、挺看重的。在散场的时候，他还特别把我给留下来，因为他是刚刚从清华调过来的、又是南通人，两重关系，跟我聊了几句，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这个是示好。有这个示好在前，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只好找他去了。他的态度非常积极。据说，当时把我给留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反对之声，说我这个人留下来一定会惹麻烦的。可是这位书记说：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他留在复旦和分出去相比，留在复旦更好一些。
曾亦：就是麻烦更小一些。
谢遐龄：那意思就是说，留在复旦我还可以看住他，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人家跟我讲，林克书记当时可是为了你拍了胸脯的。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到了80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事件，我就不敢乱说话了，怕对不起恩人。
曾亦：在您看来，复旦的老师们，谁对你重视一点，或者说你觉得哪个老师最有感觉?
谢遐龄：我比较亲的应该说还是陈珪如老师一家，夫妻俩对我都很亲。陈先生自己还从事翻译工作，总批评人民出版社的《人性论》、《实践理性批判》翻译得不好。陈先生翻译的名气比我们全增嘏先生还大，但是全增嘏先生学问肯定比陈先生要好。而且原来西哲也是全增嘏先生在主持的。全先生还曾是孙科的秘书，翻译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翻译成英文以后非常火。文革期间全增嘏先生翻译了很多书。表面上说已经有人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了，只是让他给校对。但实际上人家翻译得一塌糊涂，全增嘏先生只好自己动手重新来。既没有名、也没有钱，只有大批判组数不清的任务。他的身体就这么累垮的。我们跟他读研究生只是挂个名。那时候系领导规定我们最多可以两个礼拜看他一次，每一次不得超过20分钟。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提着一个尿瓶子了，系里说要保这个宝贝，不能给老先生搞累了。实际上他没几年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很遗憾，没有从他那学到什么。但是跟他谈了几次话就发现先生底子是非常好的。他逝世时候，冯契致悼词，还特别提到自己受了他的影响。
而陈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是一个纯正的共产党员，天真烂漫，非常相信共产主义，而且对列宁是极其热爱。有一次，黄枏森批评了一下列宁，她气得好几天都在那儿发抖。她不允许人家对列宁说一点点坏话。
干春松：具体是个什么故事?
谢遐龄：当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决定要开一个纪念“唯批”的会。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第一个译本是由陈先生翻译的。这个会到复旦来办，是给陈老捧场——表扬陈珪如先生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哲学的贡献。结果，在这个会上，黄枬森先生发表了一个论点，说列宁的物质定义还不够唯物主义，认为要回到实体观念才够唯物主义。结果陈老很生气，发抖了好几天。后来，大概是从桂林会议回来以后，有一次，吴晓明跑到我的宿舍里给我看黄枬森的一篇文章，说，他又在那儿指责年轻人了。我一看，看出问题来了。他这个“实体”观点是来自于《神圣家族》，而《神圣家族》讲的那一段话是马克思撮要攒述霍布斯的观点，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于是我说，这个实体观点有问题啊，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是霍布斯的观点嘛。好嘛，我就写文章准备批评黄枬森先生。我写了一篇文章，打算与黄枬森商榷。后来送到《学术月刊》去。《学术月刊》专门找我谈了一下，说对黄先生商榷是可以，但文字不宜太多——点到即止嘛。我删掉了一些直截了当的措辞，特别删去文中引用的列宁“唯批”中的一段话——“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批还是批了。
干春松：后来您到了中哲教研室，是不是相比中哲与西哲，您还是愿意留在西哲教研室?
谢遐龄：不，我无所谓。我这人比较傻，我对那种在一个什么地方扎根时间长、容易建立势力、便于发展的这种观念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只是想，我应该了解什么。只是一种学习心态。我想多学一些中哲的东西。我现在跟你很坦率的讲，我对很多问题都是作一种概观性质的了解，有一点浅尝辄止的毛病。但是也不排除若干问题钻下去的态度，也希望钻研出一点体会。就中哲来说，我对气和理等问题钻得很深，希望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体会里头深层的一些意思。但是你要让我专门去研究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做很细致的研究的话，我没有这个兴趣。所以，我什么学科都碰一碰。社会学的经历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甚至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关系怎么发生的，怎么开始会有夫妻关系的?我要做一种哲学分析，来进行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当代的法权、人权等问题。
现在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是财产权。中国对于财产权的定义有一些很奇怪的概念，现在从哲学上很难找到一个单独体系给它作很好的说明。因为财产权属于法哲学范畴，而提及法哲学，我们就疑惑到底是应采取英国一派的，还是采取德国这一派的观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应偏向德国哲学。然而德国哲学跟英国哲学在财产权问题的解释上是很不一样的。中国跟英国可能比较接近，当然也有很大区别。问题是不容易解释国家财产的根据。因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财产权一定是个人的财产，国家财产概念不能成立。但是我国对于国家财产，在《物权法》中规定得非常清楚：国家财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不叫法人，叫权利人。国家不能成为法人——国家不是可以看作法人团体的组织。国家要是法人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所以看作权利人。而如果根据现有的西方法哲学，就得否定国有财产这个概念;那也就是否定这个制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个大难题，很尖锐。
干春松：对，康有为在1913年自己起草了一个宪法，就也是想讨论这个问题。卢梭提出主权在民，亦有主权在国的说法，但是，“国”是怎么成为一个权利主体的?这个问题在晚清、清季民初之际，已经由很多学者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了。
谢遐龄：虚君共和。就是拿孔圣人的后裔来担当这个虚君、以他来代表国。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周王私有全部土地，而是公有。那句话是公有制的描述。或曰：“王土，不就是‘王有’吗?”答曰：“王土是名义。语义是任何人不得私有。因而就是公有。”“公有”的准确概念就是“无私有”——“无个体所有”。不过要指出：“无私有”可也不等于国有。
干春松：是的。“公有”本身不能先天地被认为国家就是权利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