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您回到学校之后,被审查了多长时间呢?
谢遐龄:三年。在三年时间中,我参加劳动、接受审查,有一段时间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干春松:我读过孙月才先生编的《文革十年日记》,在他的介绍中,隔离审查的过程还挺罗嗦的,总是要没完没了地写各种材料。这个环节中组织肯定要让您交待几件特定的事的,要是没有讲清楚,隔离审查不会结束。但是由谁来确定您是不是交待清楚了呢?清华当时有这样一个机构吗?
谢遐龄:有啊,专案组啊。专案组是一个大机构,给每一个人都设立了专案小组。专案小组成员少则一两人、多则三四人来负责你这个案子。
在审查和劳动都结束以后,给我分配了工作,让我回“原籍”了——回到家庭所在地江苏南通工作。但是给我身上带了这几个字:“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事实上还是认定我的问题就是“敌我矛盾”。
干春松:您回到南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呢?
谢遐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南通市好像已经不属于南通专区了,但还是县级市。南通专区原先有一市六县,那时南通市属于南通专区。当时南通专区由剩下的六县组成。南通市升级为地级市是后来的事。再若干年后南通专区取消,六县归并入南通市;南通市成为若干城区和几个县并存的格局。家父希望我分到南通市。他是“中央下放干部”,跟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长常打交道,很熟,说得上话。虽然南通市不归专区管,但地委和专署都在南通市,专区还有几个大厂在南通市。组织部长说这几个厂都很需要人,到地委工作也行啊,留在南通市没问题。然而一收到调令,部长就没辙了。她告诉家父:清华指定,一定要放到最基层去锻炼。这是因为我在给结论签字时写下三条保留意见,表示不同意结论中给我加的罪名。工宣队认为我态度不够好,虽然没有扣留我、不予分配工作,但结论中没写我态度好——意思就是认罪态度不好。
我临离校时工宣队负责人把我叫去训话:“你要向邓小平学习,保证永不翻案。”我回答:“我不会翻案。是问题,想翻也翻不了;不是问题,到时候用不着我去翻。”那位工宣队员说:“哼,你就等着有个比清华工宣队水平还高的单位吧!”
于是,我不能到本来安排好的位于市区的南通机床厂了,只能下到县里去。可是到了县里以后,县委组织部告诉我,要我当中学教师。这下可把我们家里人吓坏了。报到前,亲友很有预见,反复跟我说,千万不能当教师;说那可太危险了。我还安慰他们说,组织给我认定的是敌我矛盾,阶级敌人啊!组织不可能派我当教师的。没想到,那个县委组织部没把这事看得很重,严肃地跟我讲:人民教师,很光荣嘛。我一想,我这敌我矛盾就这么人民了?还有寒暑假,那就去吧。就这样当了5年中学教师。
干春松:我在想您当时是教什么课程呢?因为后来您从事了哲学研究,您如果当时是教了五年语文或者政治课,这倒比较容易理解。
谢遐龄:我先是教了物理和英语,后来什么都教,除了政治课没有敢让我上,体育课、语文课、化学课、数学课,我都教过。不过挂名物理教师,正常的话我教物理、英语。其他教师忙不过来时还教化学、数学。反正就是除了政治课,我什么课都上过。
干春松:您教完五年中学后,考研究生也可以考很多地方,可是为什么却选择了复旦呢?
谢遐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想考到上海去。那时候家里很穷,1961年,我家就搬到了南通。我1962年考大学,当时想着能离家近一点好。家父是温州人,年轻的时候到上海工作,现在回到南通他也老大不愿意,所以他也希望我去上海。而考大学的时候,上海只有同济大学到北京招生,可我又不愿意去同济学什么造公路。所以我只好“被迫”考清华了,第二志愿报的北大。我对北大的生物物理比较感兴趣,但是“不幸”地落到清华去了。当然,我本来是想考哲学的,但是害怕背历史。考哲学得背7本历史书,我害怕。考数理化却很轻松,所以选了理工科。填报的志愿除了第二志愿,全是工科。这是随了当时的流行观点:国家搞建设,工科最需要人。
干春松:您在审查期间、在教书期间对哲学的兴趣也未见减少。当时有阅读一些哲学书吗?
谢遐龄:我在大学期间被老师批评为不务正业。我很“不幸”,从我念大学那一年即1962年开始,开始给本科生设班主任。当我开始念研究生即1978年,又给研究生始设辅导员。我是伴随我们党不断加强管理的过程而成长的(众笑)。两个加强管理的起动阶段,都给我赶上了。
大学期间,有一次,在考试期间,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被我们班主任抓住了。他问:“谢遐龄,你在干什么呢?”我说我散散步,他过来就翻我书包,当然是很亲切地“野蛮”了一下。结果发现我书包里只装着两本书。一本大概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到底什么书我记不准了,还有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许因为考试期间而没装与考试相关的书,他指着《物种起源》说:你怎么看这种书?意思是你不务正业、怎么看这种书?这个书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说法很实际,跟我专业没有关系的书好像不能看。我当时只好找了一个理由,说我看这个书是为了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后来这件事成为批判我的一条罪状:谢遐龄竟然说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
曾亦:您讲这个话也不算错。
谢遐龄:工科的老师思想没有像你这么“开阔”的!当时批判我的人给我安了很多罪状。比如,当时大家都要检讨自己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很多人想尽办法的自我检讨。可我当时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根据辩证法,事物是相互转化的,贫下中农经过剥削可以变成地主富农,那么地主富农为什么不可能变成贫下中农呢?好了,这话可又是一条罪状:谢遐龄竟然说地主富农可能转化为贫下中农!你说那个时候多有意思。
干春松:那不是讲理的时代。
曾亦:您那时候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谢遐龄:说来惭愧,不如你们正宗。我开始接触哲学是毛泽东的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上高三时,我们的政治老师讲哲学课的时候有点儿思辨性,把各种句子组合来组合去,讲得人晕头转向的,就像俞吾金做的研究似的,喜欢把这个词翻过来翻过去地讲,相当好玩儿。那时觉得哲学好像嚼舌头,嚼来嚼去的,很有意思,就迷上了。
干春松:您当红卫兵或许就用得到这个本领,可以用来大字报(众笑)。
谢遐龄:(笑)用不着。写大字报没有用这个写的。不过我倒是很会写大字报。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多半是政论文,长篇大论的。比北京大学的,无论量还是质,都高出很多。这可能因为高中时语文学得还可以,而后读读唐宋八大家,还读了不少鲁迅的杂文。我看鲁迅的文风跟八大家还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八大家的很多文章擅于分析。鲁迅自己说他抄了很多碑文、墓志铭。鲁迅比八大家要深刻,或者说尖刻,不知与他是绍兴人相关,还是因为当时斗争激烈不得不然。我深受鲁迅影响,风格非常独特,也都是小杂文,有点儿尖刻。多年以后才醒悟,转奉温柔敦厚之旨,但似乎还是磨不净鲁迅之风。
在此期间,我写过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就是分析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根源是刘少奇。我可能是最早批刘少奇的人。
曾亦:那是文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