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中国人民大学校报 记者 杨默　学生记者 姚思宇 编辑：裴诺

罗国杰先生，中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其为人也谦逊、慎独、达观，其为学也勤勉、严谨、创新，他的学术思想声名远播，蜚声海内外，他的道德学问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纵论历代治国理政经验之得失，建言献策，思想多次被中央采纳。他立足现实，关注社会道德建设；尊重传统，致力中国固有文化的推陈出新。罗国杰先生心系国家民族，关注中华新生大业。六十载笔耕不辍，诲人不倦，铸就泰山风范。耄耋之年仍潜心思考，谱写道德文章。他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创建者。
——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辞

儒家的修身养德之道讲求“吾日三省吾身”，罗国杰却坚持做到“四省”，他说：“我最喜欢的格言是陶行知先生的‘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主持组建中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主编新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材，创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体系，创立马克思主义德性伦理学……罗国杰把教学科研与社会主义伦理学事业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精神进行中国特色的当代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发挥了重要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作用。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早在同济大学法学院攻读行政法期间，罗国杰就毅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中去，并从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又相继担任了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总支书记兼法学院党支部书记。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共上海虹口区委、中共上海市委工作了七年。“在实际工作中，从不少党员犯错误的教训中，我认识到思想改造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我明白了哲学的重要，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6年，罗国杰放弃安定的工作，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在哲学系就读本科和研究生班。“北上求学是我自愿选择的结果，从此以后，我就和人民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同人民大学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深情地说。
毕业后，罗国杰留在哲学系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60年3月，他受命筹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门与以往西方的资产阶级伦理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从此之后，他一头扎进伦理学领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乐此不疲地在这片亟待开垦的土地上耕耘，将自己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于此。
短短三年时间内，罗国杰就带领教研室完成了几项历史重任：整理编辑了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道德的有关论述；开创性地讨论和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并编写了繁简不同的两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在本科学生中开设伦理学课程，第一次在新中国的高等学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受屈不改心 然后知君子
“文革”期间的一个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哲学系两名青年教师敲开了罗国杰的房门，强行要走了他独立编写的3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稿，声称要对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讲稿被拿走之后，石沉大海。“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这本讲稿，我总是感到非常遗憾。”
1964年，罗国杰被指犯了“剥削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继承”的错误，被撤销了哲学系副主任的职务，到农村参加了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间，他个人以至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全部停止。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罗国杰请求回到刚恢复的伦理学教研室。年过半百的他，不惧十多年研究中断带来的巨大困难，进一步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观点，广泛涉猎伦理学名著，并把古今中外许多著名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逐个系统地整理出来，写了大约100万字的札记。同时，继续进修俄语，复习英语，为向伦理学更高峰攀登准备条件。
在他的主持下，伦理学教研室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伦理学教科书，也是新中国第一本伦理学教科书，为伦理学教材构建了新的框架和新的体系。1981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相继开办第一届、第二届伦理学学习班，随后还举办了多期伦理学研究生班，为培养我国的伦理学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伦理学教研室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当时我国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四个单位之一；1984年，教研室成为我国伦理学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研究所、道德科学研究院相继成立，教研室与苏联、德国、日本、英国均有学术交流，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1983年，罗国杰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他顶着繁重的科研压力，又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哲学学科的建设工作中，为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和人员补充做了重要工作。
1985年8月，罗国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十年任期内，他主要负责学校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工作，主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新四门理论课的开创与完善工作，推动了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
1996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罗国杰应邀对起草《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到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修改建议。他提议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样一个意见，以便使这一文件能够更完整、更全面地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要求，最终得到中央采纳。
集体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罗国杰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系统阐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突出贡献。“对集体主义的界定应强调三个思想：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结合；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切实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大力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
最爱种兰花 只愿做烟霞
罗国杰认为，伦理学决不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而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科学。“道德行为之所以能称为‘道德行为’，必须是不以享受某种道德权利为前提的。如果说一个人在从事道德行为的时候，就考虑着自己在实行这一道德行为后所能够得到的‘道德权利’，这就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道德行为。”
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罗国杰将人的道德境界分为三大类型：自私自利的境界、先公后私的境界、大公无私的境界，并把道德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先公后私”的道德境界；以及合理利己主义的层次、极端自私自利的层次。面对现实的伦理现状，这样的划分，让人豁然开朗。
他自己也用亲身的示范践履着伦理道德之道。“他始终以身作则，不但做道德文章，还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对党的事业忠诚不二，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即使在刚做完手术的病痛时刻，他也不忘叮嘱前来探望的学生一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罗国杰的学生这样说道。
“罗老师对名利看得很淡，但对学术要求却很高，读他的著述，听他授课，你会感觉到所有的真知灼见都来自于饱读诗书和反复思索，从不马虎，也从不哗众取宠。”他的学生们认为罗国杰先生正如他所钟爱的兰花，乃“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
近十余年来，罗国杰前后患过6次大病，脑血栓、车祸、严重“房颤”、因脑出血而作“开颅”手术、长时间的“心脏停跳”、急性脑梗塞，他却依然笔耕不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组织编写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他以君子之风勉励着学人，“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只要想学习，肯学习，有恒心，就一定有一番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