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耘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1日B01版。

从未有人像法国汉学家于连这样，尝试着借助“中国”来布置“理论操作的空间”。

在他看来，作为“别处”的“中国”，其主要蕴含和意义就是作为（西方的）“未思”。这种“未思”，一是“思考未到”或“未见之盲点”，如中国的 “迂回”、“大象”、“调节”、“淡”、“势”、“效”等，都是西方的“未思”；二是指处于过度朗照之下，因而被视为“明见性（的事情）”，让人觉得“理所当然”，进而丧失了对它的反思。于连把这些 “未思”分化为一个个问题来阐述，它们构成丰富的“多样性”之网，围绕，汇集，聚拢，以期捕捉“中国”的“同一性”，或推助其“呈现”；同时，借助“中国”的“同一性”之光来反观西方的“幽暗（缺乏）”。于连对“中国”之“智慧”的体会和认知，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圣人无“意” 圣人无“常心”，不把任何一个“意”固定为“基础”与“开端”，而是让所有的“意”居于并行不悖的位置，由此，其潜在蕴含均有完全绽开的可能。圣人在原则、立场、观点、视角诸方面，一概不“先入为主”，不“立于一偏”，故其“意”各有其平等之“配置”。在诸“意”之间，圣人通过“适宜”的协调来保持合乎 “过程”、“时机”和“完整”的动态“一贯”之“中”。与此不同，西方自苏格拉底以降，习惯于建构由个别而一般（归纳），再由一般而个别（演绎），重视证据和证明的逻辑推导体系。这种体系擅于抓住固定的“本质”，而难以捕捉“随物而宛转”之“总体性”的“智慧”。

“智慧”不是“客体” “智慧”是对“过程”之“多”的动态把握，它是与物俱化的“时中”，绝非画地为牢、一成不变的“对象”。圣人眼中的事态之多重“面向”，又源自“内在性资源”的涌现，故圣人的“智慧”在根本层面上有助于对“内在性资源”的领悟。这种“内在性资源”与西方作为“认知”客体之本质、规律的“内在性”截然不同，它既隐藏于自然或人文之“中”，又时时显露自己，如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开凿”（解剖分析）只能使其生命枯竭，隐喻反而能得其真谛。中国的文化及其所依靠的“资源”，其“特质”都是整体的、生命的、诗性的。

“迂回”的“言说” “智慧”既是“时中”、“内在性资源”（最接近的表述就是“道”）和“活水”，对“智慧”与“道”的最佳把握便是注重“委婉言说”的艺术。“委婉”就是“迂回”，是“不直接”的表达。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表意”方式，又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样态。以“兴”、“象”、“比”与 “表象”、“象征”、“寓意”之间的内涵差异为例。大体而言，前者体现的是内（心）、外（物）间的相互触发与感应，所寄托表达之“意”居于文字或图像之外的“彼处”，因而是模糊、委婉、曲折、微妙的，需要反复涵咏方能品味和领悟，或是将所托寓之“兴象”和“比象”归之于某种历史背景，借此将某种“典范”的意义予以彰显。后者则追求“清楚明白”，期冀借助“叙述”来“生动地”显明精神、本质或神性之“意”，目标在于“说服”，故“表象”、“象征”、“寓意”之于 “本质”（精神、规律、神性），是一种“模仿”与“再现”的关系。在于连看来，这也是西方绘画与雕刻艺术多重“裸体”的原因：“本质”就是“裸体”，它要求完全呈现；它突然静止、不再变动，明确而决然，无法再往前推进，没有、也不容许“彼处”（他者）的存在。它是“理型”的“形象”，负有再现“理想之美”的使命。反之，中国

罕见“裸体”，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基础的本质”需要借“凝定静止的空间”来持存，相反，一切要求置于心物内外的动态关联中来表现其曲折微妙、悠远深邃。这正表明其表意诉求的差异：人物总是与作为 “他者”的景物交融汇合，画家之“意”不在“景物”之精确逼真，反在淡远模糊的“神似”妙境。

“平淡”之“中” 于连认为欧洲人只有将“平淡”接纳为自己的一个新的符号，且看到它的 “正面价值”之时，方能配得上“进入”并“熟悉”了“中国”。综括而言，“平淡”的蕴含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天道”之“中”（内在性资源）。它是“有无相生”的“大化”之“混沌”，既是“未分化”的“无”，也是“分化着的实现”（‘有’，显示为各种形态的‘对待’与‘并立’），“有”“无”之间，时刻保持着“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成过程，所有的可能性都均等地敞开。这是一种“无物之象”。若“以可触的术语”来表述，“淡”便是最合适的一个词汇：“淡”可以聚拢一切（特殊之）“味”而不相互“损害”，又可“把我们引至可触的极限，在可触物变得日益模糊以致我们难以捕捉之处，‘淡’并不因此而不归属于可触物”，故“大象”虽从“个别特性中解放出来”，但仍是一种象；“淡”虽消解了“味”散发和限制的特性，但始终是可感的。二是圣人的“时中”。圣人追随“天道”的“内在性”，于人于物（事），均居于不偏倚、无立场的状态，故能“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这种随顺自然、兼蓄万有的“自由”境界之获得，须始终贯穿于“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庄子）或“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中庸》）的过程，其“底蕴”都是“平淡”。三是艺术的“理想”。于连认为，中国绘画与书法所追求的萧疏简远而稍纵即逝的动态转化，音乐所渴求的余音和遗味，诗歌所寄托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等，一言以蔽之，也是“平淡”。“平淡”，蕴藏着最丰饶的饱满和无尽的“力量”，是中国艺术的“理想”。

在对中国的诠释方面，特别是在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之认定方面，于连的研究与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郝大维（DavidL.Hal）具有令人惊讶的一致性，都把情境性、过程性、动态性以及内部构成要素之相互关联性 （更侧重美学的类比关系而非科学的因果关系）等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在他们看来，根本而言，中国的“智慧”是“诗性的”，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帮助西方来矫正其 “求真的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