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伟（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职业教育学院）

一切皆流，万物皆变。当中国的许多研究者尝试从恒常不变的角度殚精竭虑地探讨西方高等教育可供借鉴的历史与传统、精神与制度时，西方大学本身却因世易时移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清醒认识时势之变、精准解答“我在哪里”的问题，已成为变革时代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前提。在近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日益强烈的全球化浪潮。针对这项变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蒋凯博士在30余万字的新著《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市场的挑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从“变”的角度，围绕“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等关键词，开展了详细的比较研究，极富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启发意义。综观此书，有四大特色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逻辑线索简洁清晰。全书共分七章，除首章“绪论”、末章“结语”之外，中间有五章，依次是“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高等教育民营化的兴起”、“高等教育分权的推进”、“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实施”、“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内容繁复庞驳，殊难一蹴而就地予以全面把握，但细细分析，却发现其中蕴含中非常紧凑绵密的逻辑线索。具体而言，随着知识、技术、观念的加速流动，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及受其影响的福利国家体制日益遭遇危机、渐行渐远，新自由主义思潮快速兴起，并与全球化思潮相结合，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倾向，强调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为此，要求建设竞争型政府；受此影响，不但政府本身，而且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准公共部门，日益强调市场机制，非常崇尚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问责等具体的运行机制。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全球化思潮和市场机制实现了从“思潮—运动—政策—实践”的转变历程。基于上述背景撰写而成的书稿，在首章“绪论”中简要界定了研究问题、详细综述了已有研究；第二章“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既是此后四章的总括，也是后续各章的逻辑起点；第三至五章探讨了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民营化、分权化、问责等境内变革问题，第六章则探讨了高等教育的跨境供给问题，这四章内容共同形成了从内到外的逻辑顺序。在各章内部，尽管各节的标题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的逻辑线索十分清楚，大致可分为“理论阐释—实践案例解剖—评价反思”三大模块。简洁、清晰的逻辑框架，保证了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层次清晰、论证有力。

第二，观点分析鞭辟入里。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重在围绕各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彼此类似的问题、现象与实践进行跨国比较，而语言的差异会增加比较的难度，甚至会造成理解上的歧义。为了避免出现歧义，该书中的很多观点极为考究，许多概念的用语独具匠心。比如，对于第三章（“高等教育民营化的兴起”）中的“民营化”一词，在书中有多处页下注给予了解释。在英语世界里，有“privatization”一词。对于此词，中文论文有多种译法，比如有：民营化、私有化、私营化，等等。该书作者认为，“‘privatization’，指控制权或所有权从政府或公立机构转向个人和民间组织的过程。在当代高等教育领域，所有权从公共部门向私立部门的转移较少，privatization主要是以其他形式进行的，因而理解为‘民营化’更为贴切。”（P8）作者持此立场，有其深层次的考虑。“私有化”，强调的是所有权的转移，而教育一事，在中国是不能私有化的，故该词不切合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变革的事实，难以用于比较研究东西方高等教育的变革；另外，在中国忌谈“公”、“私”之别，故“私营化”的译法可以考虑避免使用；“民营化”的译法，突出了经营权的转移，不但符合中国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也能兼容西方强调“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理念，更重要的是，民营作为一种经营方式，特别突出了追求绩效的改革主旨，符合“信雅达”的翻译原则。

第三，学术视野宏大宽广。该新著以近三十余年为时间维度，以美、英、澳、德、日、荷等多个国家为空间维度，纵横捭阖地阐释了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市场的变革及其影响。视域宽广、视野宏大，文献丰富、资料详实，既可看作为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市场研究的专著，甚至也可看作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再加上书中不时出现的跨学科论证——比如，引用宋朝诗人张俞诗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及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阐释“市场”的内涵，极能体现作者的学术功力。尽管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等问题已经不是国内学术界的全新论题，但鉴于熟知并非详知、也并不一定深知的事实，该书通过运用大量的国际经典文献，对这些熟知的话题进行详细阐释，不但带来了新知，也有助于加深详知、促进深知。

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强调“小题大做”。这种倾向不无道理，但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选择。著名学者黄仁宇就一直喜欢从“大历史”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尽管当时许多史学名家对他的研究方法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但不容否认的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及据此撰写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著作，至今为止仍然堪称经典。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与教育史研究、甚至与历史研究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其研究方法颇能相通，它既需要抓住小问题深入挖掘，甚至臻乎“片面地深刻”也在所不惜，也需要高屋建瓴式宏观梳理。跨学科、跨国境的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大历史观”下的学术尝试，据此而开展的“大题大做”、“大题精做”，同样可媲美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优于“小题大做”。

从该书提供的信息看，这份宏大宽广的学术视野，至少受益于以下两大因素。一是作者极具全球化特色的学术交往网络。作者为人低调稳重、长于学术反思，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又在闵维方、陈学飞、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等学者推荐下跟随香港大学讲座教授马克•贝磊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广泛参加世界多地的学术交流活动，获得了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多国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对于任何一位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而言，有此长长一列学术交往清单，实属终身荣幸！二是作者长期坚持教学相长、教学与研究相统一。长达七年的持续研究，并且将研究选题开设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全球化与高等教育”，极有助于该书的打磨和精炼。

第四，现实关怀深沉强烈。全球化变革、高等教育市场等问题，在书斋式学者看来，只是一些单纯的学术问题；但从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则事关现实中的重大实践。与此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有，在中国探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之途径与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不可回避的全球化变革？如何在全球化变革背景下，反思和推进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作为国家竞争力之重要基石的高等教育，应该以及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隐含在该书的每一章、每一节内容之中。更有意思的是，在最后一章“结语”中，作者从借鉴与资政的角度，延伸探析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本土关系、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知识的价值和产品性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抉择等四个问题。有关上述四个问题的研究，尽管着墨不多，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事实上，这四个问题恰是全书研究之现实价值的点睛之笔。

总之，该书基于全球化变革背景，通过跨国比较研究、跨学科的多维分析阐释了高等教育市场形成后的民营化、分权化、问责制等变革趋势，探讨了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影响，体系宏大但不失逻辑清晰，资料详实但无碍于详略得当、要言不繁，真知灼见随处可见。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展篇幅，那么一方面可以将隐含在各章之间的逻辑线索更为清晰地阐述出来，让读者更为直接地理解高等教育变革的逻辑和书中的写作逻辑，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各章中的案例选择依据明确揭示出来，既让读者知晓相关案例的代表性，也有助于其他研究者借鉴此种案例选择方法。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都尚未完成，皆处于形成和兴起过程之中。未完成的变革，必然需要持续的关注和连续的研究。因此，有理由期待作者围绕这些命题出版更多的相关学术成果。

（书评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职业教育学院院长，书评发表于《大学教育科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