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帆 编辑：国际问题研讨会 王勇
编者注：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其新著《新开局——复杂系统思维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3月）项目结项暨学术研讨会于4月23日在外交学院举行，本次会议也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建所3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和外交学院的1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共识网受邀参会。会议围绕当前转型期的新形势下，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未来战略规划进行了深入交流。下文为作者近期的一篇学术论文。
一引言 复杂系统思维是20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系统思维的深化与发展。复杂系统思维强调认识对象的复杂性、整体性、相关性、联系性和互动性，主张从系统全局的角度认识和把握问题。它超越了过分注重细节与局部的认识局限，其核心就是整体观。系统的整体观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部分不能等同于整体。复杂系统的属性不能够从其组成部分独立具有的属性中推断出来，对于局部的、要素的认识不能等同于整体的认识，不能夸大局部的作用。整体观强调从整体中把握局部，整体不是组成要素的集合，整体是非集合，整体中不再有部分与要素，整体无法通过简单分解与还原其要素而得到认识。系统的整体观要求我们既需要从个体的视角来把握细节和深入了解特点，也需要从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局部。局部的意义有时要通过整体的层面才能够真正理解与把握。
第二，整体具有非加和性。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是整体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但整体不一定等于部分之和，它可以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整体既可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效应，也可能由于系统的约束与整合不力而出现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能简单地或想当然地相信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而是需要关注到整体并非简单地等同于部分之和。同时，系统是否能够有效运行与组成部分密切相关，如果组成因素没有很好地协调，则整体效应反而不如部分。
第三，如果忽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将可能导致漠视个体的现象出现。以个体代替整体，将多样化的个体简单地视为一个整体也是错误的。同时，部分中有整体，不涉及部分的整体是空洞的。只有注重部分与整体的有机结合，才是我们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关键。
虽然国际关系研究也强调整体主义和层次分析，但在实际运用之中往往陷于国家至上的分析，导致对于形势总体判断的失误。同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往往出现简单加和的惯性思维，对于事物整体不同于局部的观点重视不足、分析不透，比如目前对于全球化意义的认识、对于国际组织效能和局限性的认识都不够准确。这些都需要借助于复杂系统思维强调的整体观来加以充实和提升。整体观思想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可以尝试借鉴复杂系统的整体观的观点来补充和丰富国际关系的诠释和分析能力。
二整体现与国际关系研究
人类社会是有组织的复杂系统。许多问题的解决涉及多数国家，涉及交叉领域，必须以系统整体观才能加以解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邓小平讲：“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
第一，整体观有助于我们对国家战略的把握。在研究国际政治时，不能孤立地分析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而必须将其置于国际政治这一整体框架之中，否则就会陷入部分至上的误区。我们制定或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也不能囿于某一个层面或某一狭小区域的局限，而应该具有更加宏大的视野。2011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后，美国官方和学界人士相继表示，美国把亚太地区作为重心，将会极大地改变美国原有的全球战略。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应过分强调美国战略的地区均势的目的，其实它还有全球平衡的需要。亚洲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部分。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每次奥巴马政府试图向亚洲转移时，中东地区就把它拽回来——这个世界不再是简单地划分为一个个泾渭分明的地区，即便曾经如此。中东地区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世界，就像亚洲的事情会影响世界一样。不管美国从哪里获取石油，全球能源价格都会因为中东的石油是否自由流动而受到影响，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也仍然仰仗中东作为主要来源。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不仅会影响中东地区，还会影响全球的不扩散机制”。
卡根还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需要同样整体的全球战略来维系这一秩序。美国必须同时对欧洲、亚洲和中东三个重要区域保持介入并提供保障，现在这些区域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内部关联都比以往更加紧密。美国在给予一个地区比如亚洲关注的同时，不能贬低另外两个地区的重要性。
同样，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时如果仅依据一国内政或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会由于整体观的缺失而出现政策或战略的失误。冷战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世界进行分割和阵营划分，人为制造对立与分裂，贬低了世界整体的意义和作用，从而使冷战双方都受到重大损伤。
第二，整体观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形势的宏观变化趋势。这里的关键是避免将局部因素或国家层面的问题等同于国际整体趋势的变化。局部的简单加和不等于整体。世界是一个整体，国家是其组成部分之一，世界整体的趋势不因某个国家的意愿而改变。系统能够影响要素的性质，但局部行为可预见并不导致整体行为可预见，也就是说，对于国家的预见不能等同于对国际整体趋势的判断。国际形势中，一些主要大国固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将主要大国的战略转变简单等同于国际格局的转变。
从系统观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单元的改变未必带来系统的转变。有可能出现单元改变，而系统未变的情况。换句话说，国家特性的转变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国际环境的转变，国家变迁并不一定带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实力壮大或缩小的意义非比从前。单元层次和国际层次显然存在互动关系，但并非同步转变。当单元层次出现改变时，国际层次未必马上出现变化，甚至还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这表明国际系统有其自身整体性。无论国家实力上升还是下降，无论是美国相对衰落还是中国崛起，单一国家改变秩序的能力均不能与以往时代相提并论。它们各自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意义都相对下降。稳定国际秩序的因素不容忽视，例如，制度本身的制约、核恐怖平衡的客观制约、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拓展还有联盟网络的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着单个国家的作用或制约着兴衰的外溢后果。大国支配资源的能力虽未下降，但支配事件过程和结果的能力下降了。国家对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因此，我们对于整体和系统的关注应该大于对于国家实力消长的关注。
从整体上看，国家的作用在减弱，因而，国家力量的消长对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大不如前。国际体系有其自组织性，不是由国家兴衰而决定的。
我们应该从国际体系的构成因素的总和出发来分析国际体系，同时应该将体系内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全球化也不仅仅是国家相互联系的增强，全球化是国际体系的综合性和趋势性演变。
第三，整体观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关系变化组合的系统效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也异于部分之和。国家的组合带来了复杂的结果，一个结盟的国家不同于一个不结盟的国家，在责任与权利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结盟的国家重新成为一个不结盟的国家或加入到另一个联盟体系之中，这个国家的行为与新联盟体系的性质和状态都会随之产生许多不同。一个在体制内的国家不同于体制外的国家，遵守规范或规范认同的程度大不一样，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很不相同。正像国家之和不等于联合国，全球化也不等于国家间普遍合作。“国际体系的概念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世界不只是其各个部分(比如各个国家)的总和，也不只是这些不同部分之间互动过程的总和。国际体系的思想还相信，在该体系的行为体中间存在着普遍的行为模式。”由此，国家的组合会带来复杂的结果，比如北约东扩、欧盟一体化进程、二十国集团(G20)合作新平台这些均不是简单的国家复合体，而是可能带来持续变动的复杂系统效应。
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全球化这一整体系统来分析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间关系。如果仍然以对立的、分割的冷战思维来分析国家间关系，就会漏掉相互依存这一重要的基本前提，对于国家间关系的竞争与合作的变化、对于国家间关系的辩证复合性的认识就会走偏，从而无法对全球化相互依存背景下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给予正确的、敏锐的把握。
整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无序的，同时整体又在促进有序的产生和发展。国家间在信息时代普遍加强了沟通能力，大国间普遍增强了协调能力，国际组织的约束力增大。没有一国可以超脱于世界的整体变迁之外。世界上多数国家达成的共识是：整体好，各国均受益。因此，应该努力设法维护整体，维护好国际社会的总体稳定。
现代国家是无法完全孤立于现代体系而存在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就像整体与部分的哲学关系那样具有特殊的互动关系：国际体系是由各个国家的行为驱动的，而这些国家在体系中的参与受到各自不同动机、目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际体系的约束。
在全球性问题增多的情况下，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合作，也需要更多发挥国际体系层面和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在国际体系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影响下，国家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而是受到系统的强力制约，系统整体对国家行为的规范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是融入国际体系的国家其行为所受到的规范性约束越强。
过分从国家层面看问题，就如同在系统中只注重具体和局部的组成因素一样，将无法把握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趋势，在思维观上仍是还原论思维。正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评论现实主义时所讲到的，“新现实主义只是制造了国家的一个层面：大国和其他国家”。
第四，整体观有助于改善世界不合理的分割局面。当今世界仍处于不合理的分割状态之下。有学者指出，21世纪的世界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一个分裂的世界。这个世界仍是一个处于分化状态的整体。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出现也印证了当今世界在经济上处于全球化而政治上仍处于分散化或地区化的现实。因此，在分析整体时必须注意到分割的现实，研究这种分割对于整体的影响。对于分割现象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减少人为划分的错误，更在于强化整合和推动相互联系。
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应该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之中。自我封闭的国家无法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行为体。国家如果与外界社会割裂，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不与其他国家互动与交往，也就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有机组成成员和有效成员了。
从人类社会整体来看，国家凝聚力之外的全球凝聚力将决定人类命运的未来。看待未来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人类的凝聚力而非仅仅是国家凝聚力的强化，仅有国家凝聚力是远远不够的。日益严峻和迫切的共同威胁将促使人类强化密切的合作。这些共同威胁的紧迫性与严重性已经远远超出国家间的那些传统威胁。
三整体现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 孟子云：“大而化之谓之圣。”以整体观规划中国外交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东方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整体观取代部分至上，有机联系取代分割视角。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因此，在处理问题时也更有耐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四海一家的思想。当前，国际格局更加复杂，重大危机具有全局性影响。整体性要求人类寻求更大的联合，因为整体的威胁远远大于局部的威胁。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越来越多。自然生态政治和全球政治生态的分量上升，许多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别政治。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利益共同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是远见之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概念。
多边治理与中国传统思维理念也是相吻合的，中国传统思维“更着重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归结于组成它们的基本材料”。中国哲学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认为事物绝不可能孤立存在。这是一种有机观念。有机观念是中国古代系统思想极为重要的观念。李约瑟(Joseph Needham)则将中国的有机观念称为“关联式的思考”或“联想式的思考”。有机概念强调的整体框架下的联系思维对于丰富和拓展多边外交和多边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在处理问题时要有登高望远的心境和超前的意识。孔子讲，“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中国外交理论是和平合作理论，是把人类共同威胁置于首位、而不是把他国威胁置于首位的理论。中国的政策是全局的、高远的、多层次的。中国外交战略不树国别敌手，不把国别层次的威胁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与一些国家战略的根本不同。中国一直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威胁，也是人类必须共同合作加以应对的威胁，正是在这一迫切的更为危险的威胁面前，国与国之间必须协同为一个共同的整体。而对于共同威胁的应对和处理，中国也是强调标本兼治，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复杂系统整体观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整体观所倡导的总体视野、统筹兼顾、综合协调正是大战略制定必不可少的思维要求。
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从综合整体的角度加以谋划，重长放远，克服仅仅重视短期效益或见效快的局部行为的做法;纠偏促全，强化整体的均衡的发展。在发展的规划中既要有所侧重，要有牵头的领域，但也要注意保持合理的均衡发展，保持系统效应的有效呈现。中国的崛起是规模崛起，是有规模效应和系统效应的。任何从单一因素来理解中国崛起意义的尝试都是不全面的。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崛起，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在内的综合崛起。这里必须强调综合国力的概念。综合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中国外交必须为国家未来的全面、均衡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谋划在先、苦练内功、统筹资源、协调局部是关键。中国外交应充分调动积极性，运用好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优势。如何更好地做到统筹兼顾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决策具有时代意义的话题。
转型期的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尤其需要注重从整体观看问题，避免囿于局部思维的局限。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对自身负有责任，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负有责任。转型期的中国外交也是树立中国全球战略的过程。未来的中国外交战略应更加强调全球性，战略设计要特别注意全方位覆盖。
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融入世界的进程拓展了中国的发展空间，也强化了中国对于世界整体的责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学会了用整体观看世界，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再分裂地看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趋势的主要变量。相互依存和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世界的整体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必须树立起“全球一盘棋”的整体观念。全方位外交与多元外交并举，从战略和长远高度谋划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加强对国际格局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变革、国际战略态势、国际思潮演变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化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外交战略把握好未来的关键。中国外交需要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新的时代要求就是必须把中国外交置于全球视野之下，必须以全球大势作为制定中国外交的基本依据。要以全球战略布局的视角来认知周边布局，以全球利益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利益。更加重视地区和全球稳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地区和全球的整体合作意义与合作影响力。
中国必须谋划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全球视野下确立中国的发展地位和责任意识，要有以地区发展推动全球发展的自觉意识。因此，中国必须努力推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联合以及国家间的联系以达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必须努力推动国际社会摆脱局部与整体对立的局面。
在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日益严峻的今天，中国应加强对周边和全球范围内跨国事务的主动介入、预先谋划，抢占先机主动提出和设计跨国事务管理的议题，制定可行的并且能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新准则。在共同开发的问题上也应该提出更多具体的有利于共赢的主张。中国外交不仅立足于本国利益，而且从全球角度参与解决问题，显然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许多问题具有很强的整体性，不再能简单划分为南北问题或东西问题。比如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国的立场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再如气候变化问题，虽然归因于发展问题，但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态度也不一样。即使是一些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具有整体效应，比如中美关系的全球性战略影响一直在增强，早已不再是中美的双边问题。
此外，无论是以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为标志的非西方化进程，还是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抵制新兴国家平等分享国际社会发展收益的再西方化进程，都不再只是国家行为体单独主导，而变成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广泛和深入参与的互动进程。国际社会的变化是整体的变化，而不再单纯取决于几个国家的变化。单纯以国家来论格局早已不符合客观现实需要。美国相对衰落的过程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更为盛行的过程。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加强整体谋划便显得尤为关键。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全球融合战略，火上浇油、落井下石与中国的合作战略更是水火不容，如何更好地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用好大国协调从而实现同舟共济、共渡时艰，已经成为中国战略决策者宏观谋划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
要重视新型国家与传统国家关系，欧盟是新型国家联合体，与传统联盟性质殊异，合作方式也有不同。地区一体化趋势对传统联盟关系的冲击也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从整体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更加重视东西共治而不是中美共治，虽然中美关系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但不能以一组双边关系来评判全球性事务，否则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应该把中美关系融入中国外交战略全局之中，以全球视野下的国际格局变迁为主线，注重对更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整体性趋势的把握，更多地参与全球性多边平台的活动，比如努力营造发展中国家群体参与的G20平台。中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属于发展群体现象的一部分，一枝独秀既不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也不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中国必须将自身发展融入一个更大的发展中群体之中，在群体效应中更好地发展自身，也通过自身努力促进发展中群体整体规模的壮大。
从整体观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需要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效果和系统整体运行风险给予更多关注。维护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是一方面，防止系统失灵或系统崩溃同样也不容忽视。从国际社会深度相互依存的现实来看，后者的风险在提升。尽管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和平性有保障，国际体系的改革也以渐进的制度改革方式进行，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国际体系具有自身的系统效应和自身运行方式，国际体系作为一种由众多行为体紧密耦合而成的体系，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类在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很难找到完美方法并将之有效地付诸实践，反而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破坏性效果，引发更多的问题或使问题恶化，造成国际组织失灵局面，出现国际关系宏观调控中的“系统失灵”(它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失误引起的)现象。
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大国都负有维持国际体系和平、稳定转型的重大责任，要促进和维护国际体系的有利因素，减少系统风险并制定危机预案。为此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强化责任和分责意识，共担责任和风险，不能仅仅考虑一国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协调利益。第二，规范国际组织活动手段和范围，对于实施效果和方式进行客观评估。第三，限制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自主行为，避免各国自行其是，尊重和把握国际组织自身的系统性规律。当今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国际体系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时刻提醒我们要谨防国际体系的“失灵”，强调国家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显然，整体观对于应对人类共同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从中国的战略规划而言，强化整体性思维对于谋划新的地区战略和跨地区战略也具有新的重要的时代意义。
近些年，中国外交囿于防御战略的考虑，内敛有余，伸展不足，紧紧围绕小周边做文章，战略格局受到很大限制。应打破原有地理划界，确立大周边概念。这个大周边既应包括欧亚一体的构想，也要覆盖跨太平洋合作的理念。要在与小周边相关区域确立一定意义的深度合作区域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战略合作区域。
从整体观的角度出发，继续发挥中国全方位外交的优势更具有紧迫性。现在中国外交战略上的点状分布多，整体部署还不足，连不成片，织不成网。要高举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大旗，经略和规划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拓展战略合作伙伴圈。在地缘上要向西开放以构筑欧亚一体为长远地缘战略发展目标，向东以周边合作为基础推动太平洋战略的发展，并形成东西南北海陆和合的大布局。
要从解决东亚热点问题人手，强化整体思维和整体部署。东亚的一系列热点看似各自独立，其实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整体。美国因素贯穿其中，各个热点问题彼此影响。朝核问题涉及中美等相关国家关系，还涉及核不扩散和地区稳定。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也涉及台海两岸共同的海洋权益。这些热点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朝鲜半岛中朝鲜的走向具有系统效应，如果听任朝鲜发生突变，不符合地区稳定大局，也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应以各种方式劝导朝鲜走经济改革发展之路。南海问题也应从整体上谋势。要从地区全局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
四结语
面对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国外交战略必须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出发，以联系打破分割，以整体化解对立，以互利共赢制约恶性竞争。无论是全球战略还是地区战略都必须强调整体性，强调整体性就是要善于将各种因素进行有机组合和调度，而不是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具体环节或仅限于被动反应式的应对。要有整体的、长远的建设方案，将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共同问题置于国家间问题之上。从地区发展大局出发，仍要继续推动符合本地区特色的东亚一体化建设。欧盟一体化的前景虽不明朗，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至少解决了过去三百年间欧洲的武力纷争问题，使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体化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之一。东亚一体化和东亚共同体仍是未来东亚区域整体发展的方向。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为主要合作平台，强化多边制度建设和大国协调机制的建设，在新型大国关系等国家关系的构建方面探索出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