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这几天，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自动请辞“资深教授”一事备受关注，这位88岁的老人，先后4次请辞，四天前，他终于卸下了这个一年可享受10万元津贴的头衔，也由此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第一人。
在利益面前，说“不”需要勇气。如果说，章先生和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是高风亮节想要出走的话，那么让我们忧虑的是，现在有更多的人现在是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去。
两院院士、资深教授、长江学者，这些毕竟还是凤毛麟角，今天我们先退一步，就从更常见的教授、副教授的评比开始说起。我们的记者到各地高校探访发现。砸钱、抄袭、拉票，在职称评定过程当中屡见不鲜，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俨然已经加入送礼、造假的大军当中。高校职称评定何以成了一场不公平的权钱交易？
章老的主动请辞，给象牙塔紧闭的利益之门撬开了一条缝，让我们得以扒开门缝，去看看“高校职称评定”那些事儿，首先，我们去吉林听一听一位副教授在接受《央广夜新闻》采访时候他的说法。
40岁的吴敏，三年前评上了副教授，从以助教身份站上讲台，到接过副高职称证书，她花了九年时间。很多人都知道，在高校要想评上副教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究竟难在哪里？
吴敏：主要原因是学校编制是有限制的，你发表论文，获奖，有多少科研，都是硬件条件，比较强的学校，像吉林大学可能要多少篇SCI，比较弱势的学校可能要多少篇核心期刊，完成这些指标是有水分的。很多人基本上不择手段评副教授、评教授。
科研项目、高水平论文、专利、获奖，这些晋级路上的敲门砖本该由讲师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但正如吴敏所说，在不择手段的竞争下，往硬指标里掺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吴敏：有一个老师，她去年要评副教授，首先他自己花钱买了一个项目，找了一个公司，存了十万，又通过其他手段，跟一个已经评上教授的老师，不需要项目的老师，找了一个纵向项目挂了他的名字，她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又找了个六万的项目，大概就十六万了，又花钱买了两个专利，因为要准一点，还要有获奖，她就找了另外一个老师项目，其实对这个项目是一点都没有做的，在评奖的时候就把她给挂上了，还是个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有奖了，也有论文了，也有专利了，然后也有项目，虽然她没有做过任何的实验，材料提交上去了之后还是评了副教授。而有一个老师评副教授都评了五六年了，什么东西都够，就是因为不会做这些手段，所以一起提副教授的时候还是败给她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她的东西都是真的，那是她靠钱了，一般情况下，同事之间也不会去举报。学校也没有办法，基本上制止不了。
无独有偶，浙江大学社会系的谷教授也认为，高校里名利的臭味是越来越重了。
谷教授：有的真有学问的倒评不上，有的会“钻研”的倒很顺利地评上了，这个事情已经屡见不鲜，更不要说那些学术造假了。这些潜规则比如说现在要著作，但是这个著作你只要凑足三到五万块钱你就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著作，但这个著作实际的学术含金量有多少打天知道，大量充斥着文化垃圾，用钱买书号或者变相买书号。
那么，到底有怎样的诱惑让老师们失去了底线？副教授吴敏说最直接的就是待遇的差别。
吴敏：就比如说，教授跟副教授的岗位可能一年差几万块钱，这样子。
记者：那副教授和讲师呢？
吴敏：也大概差几万块钱。评上副教授还有一个很隐形的待遇就是有研究生可带了，在评讲师到副教授可能所有实验要自己做，但是评上副教授后有人给你做实验了，有免费劳动力了，研究生为了毕业一定会给你写论文，或者给你发表专利，无形当中会增加很多科研成果。
而在这样畸形的竞争下，高校的讲师们还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学上？说起这个话题，吴敏自己也感到有些尴尬。
吴敏：很多老师无心教学，因为教学和评教授副教授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没有把上课列为必要条件，所以老师可能基本不上课，或者上课的时候随便上一上。
我们说大学中一定要有大师，但其实，“大师“也是一个围城，真有水平的像章先生想要出来，很多人又拼了命要进去，面对职称评定中的种种怪象，更多的除了无奈更是困惑，这种风气会不会清朗起来？治理这种现象的难点到底在哪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先生认为根结就在于行政和学术难以分家。
储朝晖：最重要的是有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没有很好的划分，很多时候行政权力干扰学术权力就造成教授的评定就有很多这种，你比如说像你前面讲的这些现象出现，所以关键的要将学术权力跟行政权力划分清楚，在这种教授的评定过程当中完全凭学术的因素来评定，不要有其他的因素干扰才能解决问题。
其实，少了一位资深教授章开沅，可能马上又会增补一位，如果不能如他一样有一点自省精神，或者即使有所自省但缺乏行动，那么，在那个巨大的名利场里，一个望九老人的请辞行动就有可能只是往大海里丢了一颗小石子，结果可能是石沉大海了。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人各有志本是常态，我们的高校早已不缺大楼，要是能多出几位真正的大师，那才是教育的福气。
来源：中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