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最近新选聘的博士生导师中,“70后”和“80后”占了三成,立即引起议论纷纷——
“80后”当博导?请给个理由
不到30岁,却已当上了博士生导师!最近,天津大学选聘的新一批博导中出现了“80后”的身影,把许多人“吓一跳”。
圈外人印象中,博导可是比教授更大的头衔,代表着更高的学术水平。其实这种印象源自教育圈有点尴尬的自我宣扬:这些年教授越弄越多,不乏滥竽充数者,结果搞得教授身价一路跌。怎么向外人说明“此教授不一般”?就要在介绍时隆重突出“博导”头衔。现在,年纪轻轻的“80后”也戴上这顶“高帽”,当然让人生疑。
理由一:博导其实只是个工作岗位
“其实博导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头衔,而是一个工作岗位——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解了。”教育行家这么解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就说,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讲师、助理教授都可以指导博士生,都是博导。国内高校让“70后”、“80后”的年轻教师当博导,何必大惊小怪?
既然“只是个工作岗位”,那么,不讲究年龄与资历、新选聘博导中近30%是“70后”甚至“80后”——天津大学的“不拘一格”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出格”。实际上,天津大学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此前西南政法大学、东北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都已有了“80后”博导。至于“75后”博导,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更已“有的是”。
理由二:力推学术新人是“必须的”
大学教师们对此自然很有感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年轻教师说,让“80后”“跃上”博导岗位,实质上是向全体教师发出一个信号: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说白了,它针对的是很多大学里严重的“论资排辈”问题,一些教授凭着“资深”掌控了过多的学术资源,而“青椒”(青年教师)们被挤压得日子很难过。“谁有资格接课题、拿经费,谁能指导博士生,就应该凭教师的实际水平,而不能论资格、讲年龄。”
大学管理层的想法更深一层:希望借此动作把一批学术新人推到前沿位置,在一些科研领域取得更大突破。这里说的“学术新人”,可不只是年纪轻属“新秀”,更指他们掌握着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做的是新课题。仔细一看,眼下国内大学里的年轻博导,多是在海外一流高校获博士学位的“海归”。
早在五六年前,复旦大学就已悄悄试点,聘用一些职称才是副教授的年轻教师担任博导。目前,副教授博导在复旦已有40多个,大多30出头。只有正教授才能当博导的“惯例”,在上海早被打破了。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教授介绍说,这批副教授博导大多从事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的科研教学。与人文学科不同,这些基础学科培养博士生自有特点,往往围绕一个具体的前沿课题的研究展开;而自己身处前沿的“70后”、“80后”博导,更适合做博士生的领路人。
学生们认同这种做法。“现在选博导,与其选名气大的,不如跟科研能力强的,这样可能更有前途。”一名博士生直言,在很多大学的理工科,不少年轻讲师、副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生产力”高过资深的老教授、老博导。从科研规律看,30岁至40岁是搞科研的人的黄金期,比如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尽管拿到奖的时候已经七老八十,但获奖成果却是在三四十岁时做出来的。由此而言,让“70后”、“80后”当博导,不仅不是“破格”,而是“必须的”。
质疑:博导的“综合素养”够不够?
也有教育专家指出,博导的快速年轻化属“非常之举”,因为形势逼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而后成为教授、博导的那一批人,如今已步入退休年龄,加上近年来博士生扩招,导致“博导短缺”,不得不让年轻人加快接棒。“一旦过快,就不免‘冒险’。”
不少网友对“80后”博导就有质疑:让一个不到30岁的人指导博士生做学问?他自己博士毕业才几天?太年轻的博导,至少教学经验不足——“自己学问做得好是一回事,指导别人是另一回事”。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顾祥林教授指出,大学教师梯队中固然应该有少数冒尖的“80后”当博导,但不宜人为地大面积推广。“带教博士生,导师的综合能力包括人文素养、社会经验,比单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而年轻博导容易有所欠缺。”
顾祥林解释,他带教的每个博士生,遇到的“困难”各不相同。因为博士生们多已老大不小,在搞科研做学问的过程中时不时会受到经济压力、婚恋家庭、人际关系之类问题的困扰。引导博士生应对科研之外的难题,也是博导的责任,否则他们怎能全心投入?就此来说,太年轻的博导能否指导好跟自己差不多年龄或者还要年长些的博士生,难以预料。
苏长和则强调,如今冒尖的“70后”、“80后”博导,专业能力无需多疑,要质疑的是博导评审机制——申请者只要有论文、有课题、得过奖,满足一些硬性指标条件,基本就能过关;而综合素养、教学能力以及指导学生搞科研的能力,根本未列入考核。“依我看,眼下更保险的做法或许是发扬传、帮、带的传统,博士生可以请一名资深博导和一名年轻博导一起带教。”
看来,“博导年轻化”的得失还需深入探讨。毕竟,读到博士不容易,我们可不能拿博士生们的前途“冒险”。
本报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