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了德国，脱离开自己的家，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攻读着枯燥无味的学问，饱尝着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饥谨和各种危险和苦难。但是即便在那种严酷的条件下，父亲还是有机会体味到几个家庭的温暖：章用家，他的女房东家，伯恩克家，迈耶家，弗里堡的克恩家……甚至也有几个女孩使他心动。其中迈耶家的大姑娘伊姆加德（Irmgard）实际上已经对父亲表示了爱意。由于她要帮季羡林打论文稿子，他们有了密切接触的机会。他们曾经度过了一段热恋的时光。他们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几乎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父亲曾为她的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而怦然心动，暖流在全身涌动。这时父亲真正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情。他们同时坠入了爱河。更重要的，这恐怕是父亲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也可以说是初恋。可结果如何呢？
    伊姆加德一边替父亲打字，一边劝父亲留下来。父亲怎么不想留下来与她共组家庭，共度幸福生活呢？当时，父亲还有可能应聘去英国教书，可以把伊姆加德带去在那里定居。可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父亲还是决定把这扇已经打开的爱情之门关起来。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了“留下来”还是“回家（国）去”的难题。虽然“祖国”、“家庭”使他战胜了“留下来”的念头，但是可以想见做这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呀！“祖国”是个伟大的概念，当时在祖国执政的是国民党。父亲对国民党不感兴趣；对自己的那个家也感到索然无味。回去，就好像跳进了两个笼子。可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两个笼子。父亲的这一决定当然可以誉为美谈，可以说是“仁”的胜利，而且是“至仁至义”。可是这个“仁”却成了我们这一家继续上演悲剧的种子。
    他的这种选择，也给伊姆加德制造了终生的悲剧——据说她因此而终生未嫁。父亲的至仁至义的选择，为什么竟得到了双重悲剧？难道追求至仁至义，就一定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吗？而伊姆加德为了爱情就一定要孤独一生吗？虽然这的确是一个可以歌颂的恋爱故事，可是为了爱情，就只能有这样的结果吗？
                                 （摘自《我和父亲季羡林》即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德国日记中关于伊姆加德的片段：

　　一九四五年

　　九月十八日 
　　七点半到Meyer（迈耶）家去，一直谈到十点半了才回家来，Imgard（伊姆加德）愈看愈可爱。

　　二十四日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I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他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他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十点多回家来。

　　三十日
　　星期日，夜里又起来工作了两个钟头，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校对稿子，十点到Prof. Waldschmidt家去，谈了谈我的论文。十一点回家来，把论文稿子整理了一下，十二点到张勋洋家去，周程同他替我们饯行，士心夫妇，以纲夫妇都去了，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还吃了点心，一直坐到快六点，我们才出来。我回家拿了钥匙就到***家去，她请以纲夫妇帮我，也是饯行。
　　到德国已过十年，现在又要走了，我别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离情，现在反而触目伤感。
　　十年一觉格城梦，格城仿佛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最难过的就是Imgard昨日又对我说，让我不要走，我真也舍不得离开她，但命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们吃完饭，谈到十点，回家来，外面下着细雨。

　　十月一日
　　吃过午饭，士心来，告诉我交涉的情形，就走了。三点前到Meger家去，同Imgard打字，四点回家来拿了花到France Piners 家去，她今天生日，五点又回到Meger家，一直打字打到快七点多才回家来。

　　十月二日
　　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到大学办公处前等到Dr. **，一同去见院长告诉他我礼拜六就要走。出来到梵文研究所去，想校对稿子，但思绪如麻，一点也不能安定，只是觉得事情多，不知应该怎样下手。十点到程家去，出来在街上等到Dr. **，说了几句话，到印度语研究所去上中文，今天是我的最后一课。十二点Dr. **走，同程周志讨论我继任人选的问题。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
　　三点到Meger家，把稿子打完，I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回来校对稿子。五点程周志陆续来，六点多走。我唐卒（仓促）吃了点东西，就进城去参加音乐会，九点半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