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已成为西方的国际政治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起点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它的理论和政策形成形态分别是“里根经济学”和“里根改革”与“撒切尔主义”和“撒切尔革命”，其完成形态是 “华盛顿共识”。美英新自由主义包括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政策体系）三个不同层次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内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自始至终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例如所有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所以它从来就是具有明确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不是所谓纯客观的、中立的“经济学”。美国凭借其西方霸主地位，由英国 “助霸”，并共同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使新自由主义完成于“华盛顿共识”形态。“华盛顿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成为推行全球“美国化”的理论和政策工具，在全世界兴风作浪。所以，新自由主义一经走出象牙塔就不是一种学术理论。当新自由主义采取了 “华盛顿共识”的形态以后，它就彻底暴露了其西方国际政治工具的实质。这时候如果再以“学术理论”论之，就不免失于天真了。 (博讯 boxun.com)

     二、世界范围的反新自由主义浪潮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行动，首先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内部。金融大鳄索罗斯早就对金融衍生工具颇有微词，5年前“股神”巴菲特更是直言不讳地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认为其潜在的威胁是“致命的”。但是美国国会竟然永久性地废除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为巨量金融投机资本开绿灯，终于引爆金融海啸，酿成巨祸。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揭露美国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蓄意引爆和加剧金融危机，制造经济社会灾难和政治动荡。斯蒂格利茨在《我从世界经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对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过程中采用“第五纵队”的做法予以揭露。他还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内幕。该组织是把新自由主义当作包治百病的药方，根本不管各国的情况，也不想了解这些情况，只是强迫有关国家接受。
     拉美国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 华盛顿共识”的重灾区，所以近年来兴起的全球性反对主义新自由主义浪潮以那里为最激烈，并引发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代表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美国《纽约时报》评论家费拉罗写道：“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正统的经济改革宣告失败。”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近年来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新兴的左翼政党纷纷赢得大选而执政。
     最具深意的动向在欧洲，法国成为欧盟的领头羊。前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与美国的离心倾向是不加掩饰的，2003年八国峰会期间，他专门邀集巴西、中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具有战略性质的南北高峰对话；2003年“非典”期间更是亲率庞大的法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其“挺中”的态度和做法很不寻常；特别是他极力提倡以文化多样性与“全球美国化”相对抗。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表现出的尊重和景仰，不是作秀。事实上，“老欧洲”与美国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于欧洲早已看透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战略中，没有自由欧洲应有的利益。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后，最富戏剧性变化的是萨科奇，他一反紧跟布什的常态，大声疾呼改革世界金融体制，这明显是在挺欧（元）压美（元）。俄罗斯更是认为这是“展示肌肉”的好机会。
     奥巴马在大选获胜后对支持者宣布：“美国的变革时代已经到来。”奥巴马以绝对压倒优势当选总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共和党推行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不得人心。法国《费加罗报》的评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评论说：“奥巴马当选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决裂，而不是交替。2008年美国大选可与1932年和1980年的大选相比，那两次大选分别因为罗斯福和里根的获胜，促成了美国模式的重新创造。它超出了一场政治转变，记录下一场革命。奥巴马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一个世界的结束和代表一个新政来临。麦凯恩失败和奥巴马当选标志着三个周期结束：一个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围绕减税、放宽管制和贸易开放的经济周期；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周期；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自20世纪以来在世界上绝对至高无上的历史周期。”日本学者山口二郎指出：“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恰逢 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日本大选，意义非同寻常。它预示着世界政治的大循环已进入新的阶段。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政治以30年为一个大的循环周期。”他认为，第一次循环是从二战结束到上个世纪70年代，这是世界经济的扩张时期，是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政府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成为不言自明的模式。到上世纪70年代后半叶，这一体制发生了大的动摇。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上台，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发达国家进入第二次循环。这是小政府时代，更加注重的是自由竞争而非再分配和生产、平等等原则；鼓励追求利润，财富集中的合法化，对一般民众政策性服务减少，成为这个时代政策的主旋律。这一政策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应由政府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府本身是造成问题的根源。山口二郎指出，“在小政府路线指导下，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下降，使得一般民众深受其害。2008年9月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过去30年一直持续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英国学者菲力普?斯蒂芬斯指出，金融危机是美国的惨败，而“美国的惨败就是西方的惨败”，因为“震中在西方，这还是第一次”。以前金融危机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地，而发达国家做出指示。“指示是以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发出的，发出的指令是令人痛苦的，其中包括放松市场管制和整顿财政。但这一次，危机是从华尔街开始的，新兴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这种角色转换的原因何在？西方的药他们已经吃够了”。他预言，这一切将改变地缘政治，“重要的教训是，西方不能再认为全球秩序将根据他自己的想象重新确立。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欧洲轻而易举地行使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那个时代正在结束”。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和日本的舆论已开始发生变化。美国舆论调查专家马克?默尔曼说，最近美国民众的意识已经发生变化。在2008年的一次调查中，60%的人感到联邦政府没有为解决普通民众的问题充分发挥作用。可见，美国政治所依赖的价值观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说：“美国需要重建国家战略。”山口教授说：“我本人在2007年底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其要点是：日本国民对小泉执政以来推行的结构改革普遍表示否定，对将来的生活感到悲观，希望日本能变成北欧型的福利社会。”他说：“默尔曼就美国舆论指出的问题，与我们在对日本舆论进行调查后发现的问题基本相同。换言之，在进入21世纪后，日美在新自由主义的行列中走在了最前列。因此，人们现在已经感到其中的弊病，开始寻求其它的社会模式。”在法国，萨科奇正在策划一个全球论坛来“反思资本主义”，向世界宣告：“动用国家力量来干预金融体系运作的合法性已经毋庸质疑。”普京说：“这场美国的传染病给俄罗斯带来了麻烦。”拉美领导人纷纷宣布新自由主义“不过是昙花一现”。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表示：“美国经济模式已经病入膏肓”。当然，对上述这些评论和观点，也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判断，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将会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且美国无论内政和外交都不会出现实质性变化。然而，新总统接手的毕竟是一个烂摊子，变化是可以预期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几点结论
     从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后果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简要结论：
     第一，凯恩斯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尚且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趋势，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了无新意，这就注定了它们必然破产的命运。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实际是倒因为果，这表明他避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抓住次要问题做文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在理论上破产是势所必然的。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和罗斯福新政毕竟有所创新，并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熬过了大萧条的世纪性灾难，赢得了长达几十年的相对繁荣。而新自由主义名新而实旧。凯恩斯“革命”的失败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不在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上如何“正确”。新自由主义的全部价值在于政治上对于维护和扩张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有用，它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激化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以来，美国财政金融和内政外交形势的持续恶化所导致的金融海啸和这次大选的政治变局，拉美地区、原苏联东欧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全世界对遭受美国金融海啸的拖累怨声载道，都是明证。
     第二，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当代经济思潮，在政治上具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新自由主义“右翼经济学”作为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将美英等国的政策拉向右转，激化了国内外矛盾，这是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更加动荡和复杂的理论根源，也是这次美国金融海啸的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泛滥，则是这些国家经济恶化和政治变局的一个理论根源。
     第三，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一系列政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扭曲了其经济结构。这一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质疑、批判和反思，也激起了广大民众反抗的浪潮和各国政府对内外政策的整合治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有官方背景且不乏正义感的学者、左翼学者和中间派学者对新自由主义一直在进行抵制、揭露和批判。在俄罗斯，无论是前苏联领导人还是持不同政见者（包括索尔仁尼琴），以及整个政界、知识界都在进行反思，其中包含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拉美国家更是受害深重，义愤填膺。这是世界范围内代表大多数民族国家利益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进步思潮和历史潮流，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拨开新自由主义的迷雾，认清这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的政治大气候正在发生明显的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变化。有智不如乘势。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发展，给予了中国进一步和谐发展和推进民族复兴的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