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篇

1  “改革开放30年”大讨论

      “改革开放30年”引发了社会性的大讨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研讨会、学术报告、评选活动等在全国各地铺开，贯穿全年。知识界理论界围绕着30年的成就总结和问题反思，通过网络、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争鸣，焦点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学科。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在于探寻今后发展之路。围绕着如何总结改革开放30年，以及改革的目标、路径和方向，学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纷纷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其中，刘国光提出要一分为二地分析30年的改革经验，30年改革开放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向何处去？如何改革？吴敬琏认为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厉以宁指出，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革已成为知识界、理论界的共识。12月18日，胡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海印子）

2  奥运助人文中国起步

      无论是整洁的市容、高科技含量的运动场馆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等，还是开放的新闻政策、热情的志愿服务等，都足以让外界的质疑消失殆尽，北京奥运会以16天的时间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崭新而强大的中国。开设无烟区、发布“限塑令”；加强公共卫生和急救体系建设；120多项节能措施；“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口号成为人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承诺在本届奥运会中得到完美的阐释，而38项世界纪录的刷新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理念。有2万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中国高居榜首的52枚金牌也让国人倍感自豪，同时彰显了举国体育体制的优势。而“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人文奥运进社区”、“人文奥运神州行”等活动则使体育运动理念普及到百姓中。中国如何以奥运为契机来提升自己则成为学界思考的热点，不少学者认为，开放的理念不能仅限于奥运，主张将已实行的政策与措施“固定”并“延续”下去；借奥运会的承诺之机转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等等。这些主张对中国当下发展的问题均切中肯綮，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客观而言，奥运会只是一场世界体育盛会，不可能承载所有变革的需求，但借奥运会之机提升全民整体人文素质，促进社会健康文明持续发展，则是全国人民的真正期待。 （耕  云）
                                          

3  突发事件考验国家的应急管理体制

      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1月，南方发生特大冰雪灾害；4月，山东境内胶济铁路段发生两列火车相撞的惨祸；5月，四川发生强烈的8.1级汶川大地震；6月，南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11月，杭州风情大道地铁一号线施工现场发生坍塌事故；还有一系列的矿难事件，比较重大的有河南登封矿难、山西襄汾矿难、黑龙江鹤岗矿难、山西临汾矿难、河北蔚县矿难、河南新安矿难等。这一桩桩的突发性事件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让中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突发事件面前，一方面我们见证了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不断完善。年初冰雪成灾时存在着政府对灾后反应速度慢、解决危机决策慢、应急措施执行慢等问题，而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应迅速、执行能力高效的政府，见证了“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模式的优势，展示了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救援灾区，很多自发的民间救援组织在灾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们国家管理体制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领导的玩忽职守导致胶济铁路惨案；政府监管的不力导致矿难屡屡发生；发现事故隐患却治理不坚决、不及时、不彻底而导致地铁施工路面的塌陷。这些事故仿佛连不到一块，但是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均有相关的规章制度，也有相关的科学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严峻的现实表明，减少突发事故的发生需要国家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需要政府科学、有效、强力的监管。  （耕  云）
                                          

4  两岸坚冰渐融

　　初春时节，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为2008年的两岸关系带来了一丝春意，定下了回暖的基调。此后，在两岸的共同推动下，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春风吹拂台海，周末包机的实现，大陆游客赴台观光的成行，以及直接“三通”的基本实现，渐渐融解着覆盖在两岸关系上长达八年的坚冰。
　　两岸关系的缓和将会产生意义深远的正面影响。密集的交往，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两岸之间彼此认知带有很大片面性的局面，使大陆人民发现和体味一个“新台湾”、台湾人民解读和认同一个“新大陆”，在两岸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关键时刻，为海峡两岸特别是台湾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创造新的商机，更重要的是，为开创两岸政治和平稳定与经贸互利互惠的新局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提供更加充沛的动力。
　　但必须看到的是，两岸关系发展还存在许多困难。亚太地区敏感的地缘政治格局，两岸之间政治体制的内在冲突，台湾岛内错综复杂的政治与民意版图，都是两岸利益、利害、信念相互糅合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与障碍。解决这些困难，需要两岸齐心协力，以新思维和新作为，统筹兼顾各种内外部因素，制定符合实际的目标、循序渐进的措施，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在即将到来的新的春天里，驱散坚冰散发出的阵阵寒意，进一步实现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是对海峡两岸的共同考验。 （种月）
                                           

5  农村改革再次起航

      30年前，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30年后，改革的重心重回农村。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长期”改为“长久”，就是要超越30年，甚至长于50年、70年，具体的年限还要通过立法机关来表述，但“长久”已是一种最终极的表达，这是我国土地制度上的重大突破。
　　专家解读，十七届三中全会土地政策“长期保障”了农民产权，一是充分保障承包权，完善产权权能；二是将土地流转纳入规范。《决定》在讲“长久不变”的同时，又讲了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手段这个方向转变，提高家庭经济集约化水平；第二个转变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要向发展农民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农业经营和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核心问题就是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土地承包权的“长久不变”被称作“给中国9亿农民吃的一颗长效定心丸”。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是农村最基本的制度关系。《决定》用了16个字清晰地勾画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就是“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要把这些合作组织发展成引领亿万农民走向国内外市场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种  月）

6  “毒奶粉”事件引发食品安全反思

      国人尚沉浸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喜悦之中，三鹿“毒奶粉”事件不期而至。事件曝光后，政府反应相当迅速，制度层面的调整亦在展开：从对受害婴幼儿免费治疗，到全面检测乳制品质量并公之于众；从终止施行八年之久的食品质量免检制度，到企业负责人刑拘以及地方政府和质检部门领导辞职，种种举措可谓坚决而且颇具透明度。然而，在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学界更关注的是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面对今年以来发生的人造红枣、毒奶粉、毒鸡蛋、甲醛银鱼等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我们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深刻反思。因为，这些食品安全事件从行政、政治、社会和价值等多个层面折射出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知识界普遍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加强有效监管，另一方面需要重建道德价值体系。有效监管首先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限制、缩小某些部门的权力，减少它们对资源的占有、垄断，降低其腐败和寻租的机会；其次要建立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此外，有效监管需要社会监督的支持，政府应该放松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管制，给予它们更大的监督空间。同时，一个管理有序的社会不仅依靠法律的约束、政府的管理，也极大地依赖每个公民发自内心的道德自律和信仰约束。在一个道德失范、价值迷失、信仰解体的社会里，人们把物质财富作为唯一的价值目标，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是全能政府，大概也监管不过来。目前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提醒我们，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建道德价值、信仰体系的重要时刻了。          （海印子）

7  “华南虎闹剧”质疑科学公信力

      “华南虎照”于2007年被陕西省林业厅公布后，随即惹来了巨大争议。今年11月17日，历时近十三个小时，“华南虎照”造假者周正龙涉嫌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案二审终于尘埃落定。“华南虎照片事件”真相的公布，是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坚持不懈共同监督的结果。首先，在虎照的鉴定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的科学精神沦丧，没有从科学客观的立场出发而是做伪证，让人们开始质疑科学的公信力。而更多学者的参与鉴定，也显示了在科学与愚昧的较量中科学精神的弘扬。其次，“虎照门”显示了网络的巨大作用和网民的理性欲成熟，通过网络，不少网民对虎照的鉴别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由网络及网民发出的巨大声音，也迫使相关部门对虎照真伪重视。再次，这是通过舆论监督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然后司法部门介入，通过法制的办法最后立案，并采取司法行动的例子。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公民以及舆论无法可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及时实施，也对此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反应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虽然法律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能及时出台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法律法规，也能为社会的进步奠定一个新的台阶。让人们看到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最后，政府工作的公信力也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追究。“华南虎照”事件迟到的公正，再次证明从民主管理国家、民主监督政务的角度讲，各级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公众质疑，以明确的行动维护社会正义，这是提高公信力、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小  白）

8  当代愤青走向两个极端

      今年4月，奥运会火炬在欧洲进行传递的过程中，某些国外政治势力进行干扰和破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家乐福的大股东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涉嫌资助“藏独”,许多民众开始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随后，在四川大地震后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的好莱坞明星也受到中国网民的强烈声讨和抵制。这些抵制呼声很快通过手机和网络席卷全国。爱国主义群体被称为“网络愤青”。极端的抵制行为被定义为“愤青”的一种表现，这些现象值得关注。“愤青”有左翼和右翼之分。一方面，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跟别的国家一发生点矛盾摩擦就抵制洋货，抵制先进文明的结晶，这不利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愤青”与以往“愤青”所不同在于，以往以充满“革命”精神为基本意识基础，今天则是在一些极左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推动下，以似乎放眼世界的“战略”为基本意识基础。同样地，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他们无限推崇西方的“完美制度”，要一切向西方学习。徐友渔先生发表文章指出：“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国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国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国孤立于世界。也许，极端“愤青”言论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鉴”而远之：依“愤”而为，将误国误民，并且最终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               （小  白）

9  “文化工程”涉嫌成纯经济行为

      山东济宁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江苏淮安建造南北分界标志，重庆丰都要巨资建“鬼城”，这些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件，在种种质疑背后，也都带来了各方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反思。人们认识到文化是增强发展后劲的软实力之后，对“文化”的“发掘”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狂潮，各地争赴文化产业新经济盛筵，文化产业的形态随之日新月异。这本无可非议。但是，专家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还停留在过去的老路上，习惯于只把文化看成是满足一时经济利益的“装饰品”。如果把文化发展看作一个纯经济行为，将会给中国的上层建筑、文化事业产生不可预测的危机。如今文化产业已经有了更深层的内涵和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生命力如何，需要政府长期地重视与投入，不可能再如过去一样，通过简单包装固有的文化资源，或者一窝蜂地通过上马 “文化工程”，就能立竿见影地收获现实的经济果实。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学者们建议一定要慎重，除了要以民生利益为前提以外，更需要学界专家的理论论证。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115名全国政协委员就曾联名提案，呼吁“特别是征求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历史学专家、考古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的意见。”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我国真正进入文化产业的10年，此时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政策来保证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性。     （志  立）

10  “山寨文化”席卷全国

      从最初的“山寨手机”，到“山寨明星”，再到“山寨歌曲”、“山寨版电视剧”等，今年，“山寨”一词迅速蹿红，引起了社会与学界对“山寨文化”的热议。《新闻联播》的报道，更是点燃了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对山寨文化密集式的报道及讨论热潮。而对于“山寨文化”，舆论褒贬不一。
      “山寨文化”的支持者们认为，“山寨文化”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民间孕育多年的“草根文化”的一次集中爆发，也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民意表达，它的产生是必然的，只不过时间早晚罢了。而且，“山寨文化”绝不仅仅是对主流文化的简单模仿，而更有超越和创新，山寨产品的物美价廉，以及对主流垄断市场的冲击，不仅是“山寨文化”创新与超越的证明，更是驱使主流市场不断进取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鲇鱼”。
　　与此观点相反的是，山寨文化毕竟是一种衍生的文化，它自有其限度和不足，它对于正统的消费文化的依赖和衍生的关系使得它难以走得更远。它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强盗文化。它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经过组装、拼凑、换版、贴牌，俨然正版充斥市场，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而一旦被冠以“文化”之后，盗版之风、侵权之风就更加堂而皇之。
　　也有观点认为，“山寨文化”既不能简单地与“创新”划等号，也不能将其视为“低俗文化”而一棍子打死。对于这柄“双刃剑”，应趋利避害，不仅需要道德自律，更需要相关制度跟进约束、规范，才会健康发展。
　　关于“山寨文化”的争论很可能还将持续上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山寨文化”如今已经登堂入室，成为一个需要所有人去正视、去思考的问题。  （志  立)
 

二、国外篇

1  纪念和反思1968年革命

      在1968年革命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高校、左翼组织、各大期刊、媒体都掀起一波又一波纪念和反思浪潮，以“1968年革命”为主题的活动、大会、专栏讨论、反思论文、学术著作等层出不穷。世界各大期刊都专门开辟了讨论空间，如：美国《异议》2008年春季刊头版的《1968：吸取的教训》；美国《反对当前》2008年3/4月刊的《妇女回忆1968》；美国《视与听》2008年5月第18卷第5期的《难以置信的但又真实的：1968年的遗产》；英国《今日历史》2008年5月第58卷的《1968专版》；英国《新政治家》2008年5月12日的《封面故事：1968》；另外像美国《国家》、美国《国家评论》、美国《目的》、加拿大《加拿大之维》、英国《新左派评论》、英国《激进哲学》等重要期刊都有相关反思文章。
      这些讨论文章涉及话题非常广、角度各异，从革命的根源、进程、表现形式到后果和余波，从街头艺术、传统权威的去合法化、生活方式革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文化起义、女权主义、同性恋主义、民权运动、恐怖主义到个人意义的寻求、新左派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向往，等等。从总体上来讲，人们对这场运动持肯定态度。40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热衷于谈论1968年革命，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当前的深层社会危机使人们有再次需要1968年革命的愿望。  （王平）  

                                  
2  全球化出问题了吗？

      2008年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学者对全球化表现出集体恐慌的态度。当美国是全球化最大赢家时，美国学者对全球化极尽鼓吹之能事。然而，随着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经济蒸蒸日上，而美国经济不断下滑，一些美国学者开始重新评估全球化。雅明·巴伯在2008年春季版的《世界事务》中推出《收缩的领地：消费主义\全球化与虚无》一文指出，“有两种叙事支配着我们的时代但错误地把我们带入了困境：消费主义的叙事和全球化的叙事。消费主义叙事从内部侵蚀着美国的主权。全球化的叙事从外部侵蚀着美国的主权。两者相结合，这些趋势对于民主造成了毁灭性冲击。” 2008年8-10月不到两个月时间，《华盛顿邮报》一家就发表涉及全球化的文章52篇，《新闻周刊》发表全球化文章43篇，《时代》19篇，《芝加哥论坛报》14篇，《纽约时报》、《国家评论》、《新共和》、《国家》、《国家期刊》、《纽约》等美国重要刊物都有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文章。大多数文章冠以醒目的标题，如《美国资本主义完了？》、《后全球的：美国权威不再》、《中国的真正威胁》、《美国公司的陨落》、《新的冰川世纪》、《美国正在全球化中出局吗？》、《西方需要的不是恐慌》、《自由的叛徒：主流经济学家重新思考全球化》、《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投降》、《全球化既养育我们又使我们挨饿》等。很多美国学者和精英拼命呼吁美国贸易政策应当全线收缩，主张控制进口、加大出口、提高关税和贸易壁垒、关闭边境贸易、撤回制造业等传统工业基地。贸易孤立主义在美国社会中迅速抬头并不断呈蔓延趋势，随着美国经济的继续恶化,美国反全球化势头似乎正逐步升级。  （王平）

3  粮食危机：另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2008年，全球粮价飙升，导致饥饿人口暴增、社会动荡。2月，喀麦隆发生的粮食暴动造成40人死亡。其后，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及布基纳法索等国也因粮价飞涨而发生严重暴力骚乱。4月22日，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表声明说，粮价上涨就像一场“沉默的海啸”，使全球一亿多人深陷贫困之中，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着成立45年来最大的一次挑战。4月30日，西班牙《起义报》发表文章《饥荒、粮食危机和动乱的结构性根源》指出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粮食生产掌握在同一阶层手中，形成了权力垄断。随后，西方媒体纷纷报道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分析。美国《外交》2008年11/12月刊推出评论《饥饿的政治：错觉与贪婪是如何引发食物危机的？》，指出全球粮价上涨是由于许多粮食出口大国刻意限制粮食出口，同时亚洲各国粮食需求增长。但根据今年４月世界银行的报告，对粮价影响最大的是欧美国家发展生物燃料。该报告称，2002年至2008年2月一揽子粮食价格上涨了140%，促成这一涨幅的因素中，能源和化肥涨价占15%，生物燃料生产占75%。6月3日，“世界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及生物能源的挑战”会议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生物能源的发展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长期而深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则在中文版新书《粮食危机》中，指出一小撮英美“精英分子”意欲控制整个世界粮食链条，其目的不仅仅是追逐利润，而是以一种新的生物战争形式，实行种族灭绝和“人种改良”。  （王雪）

4  “印度9·11”再次震惊世界

      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活动此起彼伏。2008年11月26日，印度孟买五个地方几乎同时发生恐怖袭击，再次震惊了世界。这起由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虔诚军”发动的、持续近62小时、导致185人死亡的恐怖袭击是继“9·11”以来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被称为“印度9·11”。西方各大期刊再次掀起对全球反恐的评论热潮：12月6日，《观察家》推出重点文章《孟买和我们》；12月8日，《新政治家》开辟了题为《恐怖之后》的专栏讨论；12月22日，《国家》期刊推出重头文章《印度的穆斯林主义》；12月24日，《新共和》又刊发了《教士的恐怖：印度圣战组织的起源》文章；此外，《时代》也推出了《恐惧之后》的系列报道，《新闻周刊》等期刊网站都有成百上千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越来越热烈。美国《目的》杂志2008年秋季专刊《恐怖主义的谱系》“前言”中指出，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恐怖袭击证明了，“指责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屠杀是美国政策的结果这种简单化思维是错误的”。新文章分析了恐怖主义和印度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指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伊斯兰恐怖主义依然是基本安全的威胁，而且很显然，它能够适应、发展，并且从国际体系的竞争和矛盾中寄生虫般地获益。”全球反恐任重而道远。  （王平）

5  “奥巴马现象”引发关注

      2008美国总统大选因首位黑人参与总统的角逐而吸引了世界的眼光。在世界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包装下，这届总统大选俨然成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选举之一，而奥巴马则成了一呼百诺、化腐朽为神奇的英雄或“救世主”，引起了青年学生、广告公司、娱乐机构、市政部门等对他的追捧和包装，形成所谓的“奥巴马现象”。奥巴马的竞选成功是媒体政治和网络政治的最好注脚。美国学者认为，在笼罩着玫瑰色彩的这届总统大选背后，美国政治的阴暗面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比如金钱政治、个人生活的政治化、主张小政府等理念的保守主义传统的丧失，等等。同时，美国年轻人对暴力政治的反感、福音主义派别在美国政治中逐渐占上风等势头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届总统大选还集中暴露出美国社会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对基督教之外的宗教和文化本能排斥甚至敌视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心理：竞选期间，奥巴马收到的恐吓邮件和消息不计其数，并且有数次未遂的、由白人策划和组织的刺杀奥巴马行动；而敌对者则抓住奥巴马的中间名字“侯赛因”大做文章，指责奥巴马不是一位基督徒而是穆斯林或恐怖主义者，为此，2008年12月，奥巴马特意就自己名字的使用问题向《芝加哥论坛报》解释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    （王平）                        
     
6  “百年一遇”金融危机暴发

      2007年美国次级债风波愈演愈烈，终于在2008年演变为一场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并逐渐渗入各国实体经济。９月１４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表示，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10月以来，世界各大刊物《经济学家》、《华盛顿观察》、《卫报》、《耶鲁全球》、《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纽约客》等均发表系列评论文章，分析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对策。《华盛顿邮报》10月5日的评论文章《比“9·11”更严重》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质疑，其引发的全球性经济损失远胜于任何军事冲突。10月2日，英国《经济学家》指出，全球经济危机正从美国蔓延至欧洲，从金融市场蔓延至实体经济，欧洲各国政府必须携手应对，最大限度地阻止心理恐慌。10月8日和10日，《耶鲁全球》在《全球危机：还会持续多久》中进一步指出，当前的经济危机已不能寄希望于亚洲市场救市，亚洲面对着出口减少和自身金融行业的挑战，已经难以独善其身。此后，各国政府相继出台救市措施：10月13日，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各国政府相机出台救市计划，共计注资2万亿欧元；11月9日，中国宣布计划注资四万亿人民币应对金融危机。但截至目前，这场全球危机仍无好转迹象，且正逐步影响着实体经济，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制造业产量狂跌、商业支出骤减、失业率飙升等现象。2008年全球经济在一片愁云惨雾中走向2009年。  （王雪）

7  欧美各界质疑资本主义体系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不断加深，全球各界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都产生了普遍的质疑。6月19日，在由美国“经济研究和社会变化中心”等组织主办的芝加哥“2008年社会主义大会”上，世界各地学者就“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陷入危机”、“未来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7月和8月，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上相继发表文章《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向左转，谋求增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关于增长的乌托邦是一个只能建筑于未来的神话，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活处境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的时候，只能是再次说明“有福不能同享”。10月3日，法国《费加罗报》称，美国已经打碎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意识形态。10月6日，美国《时代团结报》撰文《拯救计划使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改革边缘吗》说，美国人一直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生活，但政府的干预行动已经使美国人很难再遵守这一理论了。此后，类似的议论反复出现在多国媒体上。10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毫不掩饰地批评说，美国再也没有资格树立起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旗号令世界市场了。英国广播公司（BBC）讽刺说，“向来夜郎自大的美国金融体系在国际上成为笑柄，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也可能因此遭到摧毁”。法国著名《文学杂志》2008年10月刊发了《马克思，复兴的种种理由》专刊，指出在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体系产生质疑的同时，马克思又重新走红欧洲。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在专刊的对话中指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越来越不再是阶级社会，但这并不是因为不平等的现象减轻了，而是因为这些不平等不再是以阶级而是以别的形式表现的。”    （王梓鹭）

8 全球公共知识分子格局悄然转变

      美国《外交政策》2008年5/6月刊根据国际影响力、当前活跃程度等指标评出了世界100强公共知识分子。此后，经过近四个星期的投票，50多万网民在《外交政策》的网站上，从100位候选人中选出了世界前20强公共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10强公共知识分子都是穆斯林。这一方面是由于“9·11”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极为关注。另一方面，“世界100强知识分子”名单在土耳其《时代》（Zaman）日报头版刊发后，受过教育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较高的穆斯林群体热切参与，他们积极投票给100强中其他穆斯林知识分子。这一事件的结果表明，认同政治赢得了胜利，而网络对全球知识分子的格局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8年11月14日，美国学者丹尼尔·德茨纳在《高等教育编年史》发表文章《公共知识分子2.0版》，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网络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格局的转变。文章指出，在《外交政策》所公布的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中，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人数远远超过艺术家和小说家，两者的比例为4:1。而随着互联网和博克写作的兴起，知识分子的角色和身份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1.0版的知识分子，而是2.0版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开博克写作的知识分子。他进一步指出，博克空间的成长打破了专业化学术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壁垒，助长了新的非学究式知识分子阶级的崛起。    （王梓鹭）

9  俄格冲突牵动大国关系

      2008年8月7日，民选上台的格鲁吉亚总统命令军队向其主张分裂的自治州发动进攻，这立即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俄格武装冲突由此爆发。该冲突立即引起国际社会强烈而复杂的反应，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与政府等纷纷发表意见和评论。
      8月10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评论写道，“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无情攻击以一种显著而阴沉的方式让人联想到苏联（以及之前的俄帝国）跨过主权国家边界实施外交政策的意志”。8月12日，布鲁金斯学会在关于俄格冲突的研讨会上认为，国际社会是该冲突中最大的潜在失败者，因为人类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渴望本世纪和平年代的到来，却笼罩在新冷战言辞与现实的阴霾中。
      9月9日，奥巴马俄罗斯问题顾问、斯坦福大学教授麦克法尔就俄格冲突在国会作证时说，俄格冲突仅是俄罗斯以激进或合作手段恢复在该地区传统势力的第一步，因而主张对俄罗斯实行可持续的新战略，以更好地推进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这场冲突的本质是俄美矛盾的公开化，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俄格双边关系的范畴，使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认知及心理发生改变，它将对国际关系准则带来巨大挑战，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10月，《外交政策》杂志开宗明义要求投稿者不要再写诸如“冷战结束以来”之类的陈词滥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在12月的《政策建议》指出，美国应该避免冷战时的对俄政策，格鲁吉亚不是德国，俄罗斯不是苏联。（罗峰）

10  “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颁发

      2008年12月10日，印度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爱尔兰彼特·罗伯特（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共同获得了2008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并分享奖金100万美元。
      彼特·罗伯特，现年73岁，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毕林顿（James H. Billington）称赞他是“我们时代最富文学笔法的历史学家之一”。罗米拉·塔帕，现年77岁，为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荣休教授，被誉为“对印度古代史的卓越阐释者”。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于2003年设立。由于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该奖项设立的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并期望在将来能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和地位，因此被称为“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写作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研究、语言学，以及艺术与文学批评等学科领域，作出重大和深远贡献者均有机会获奖。奖项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要求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他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王梓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