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重要论述进行了解析和评价，并联系实际，探寻了韦伯命题对当前经济、道德和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建设 道德建设 文化建设
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并试图用比较的方法，去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分。该书由上篇和下篇两部分组成，在上篇介绍了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情况、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路德的“职业”概念；下篇则在分析诸如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等各禁欲主义教派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基础上，详细阐述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本书中，韦伯力图论证：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通过考察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联系，指出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化及其所要求的合理分工、合理谋利、格尽职守、勤俭守时等个人素质的形成所发挥的巨大影响。
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即制度性的（物质的）条件和规范性的（精神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条件自古就有，不是近代西方所特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作为一种投机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租税承包、国家借款、战争自主、公爵朝廷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提供机会的各类经济社会中都一直盛行着。”但为何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兴起，经过对宗教等非经济因素的研究，韦伯找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规范性条件，即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不止于获利，不等同于“商人的大胆和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而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它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整合起来。（马克斯·韦伯，1992：36）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则源于新教伦理的核心概念，即“天职观”。
一、“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1.“天职观”的兴起
德语的Beruf或英语的Calling都含有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样一层宗教意义。路德在翻译《圣经》时，赋予这一概念以全新的意义，即把履行世俗义务尊为上帝要求个人道德活动所采取的最高形式，“正是这一点必须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马克斯·韦伯，1992：59）也就是说，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是上帝要求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将个人的职业赋予宗教的色彩，产生这样一种全新的宗教职业观无疑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路德关于“天职观”的提出和强调，“这种对世俗活动得到的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而且惟有这种方式是上帝的意愿，因此，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马克斯·韦伯，1992：60）但是由路德发展的“天职观”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职业观念，路德宗教改革的后果是使得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最终是由加尔文教派完成“天职观”向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过渡。
2.“天职观”和“预定论”
加尔文教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预定论”，韦伯根据1964年的“韦斯特敏斯特信纲”，把“预定论”归为如下四个方面：①自由意志，人由于坠入罪恶，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②上帝永恒天命，无所不能的上帝完全随其所愿决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赋予一部分人永恒的生命，而另一部分人则注定了永恒的死亡；③有效的神召，上帝会在他预定神召时，以圣言或圣灵对其赐予永恒生命的人进行有效的召唤，使他们坚定从善； ④天命，上帝拒绝给予那些不信教的恶徒以恩赐，他们将永远不辨善恶，抵挡不住尘世的诱惑。（马克斯·韦伯，1992：75-76）对于加尔文来说，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能改变的，“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人类的生存意义在于“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马克斯·韦伯，1992：78）因为上帝是全能的，而人的最终命运已由上帝决定，并且不会改变，这样一种宿命论似乎将会使教徒采取一切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但结果却将他们引入了禁欲苦行。
“预定论”明确指出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征。” （马克斯·韦伯，1992：82）通过这样一种逻辑解释，加尔文巧妙地将人们是否得救与其在尘世中是否取得成就结合起来，即人们可以通过拼命地工作，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恩宠。在加尔文这里，职业劳动开始具有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点：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以天职观念为基础的合理的生活方式，正是宗教禁欲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恐惧与渴望的心理使得一种宿命论所可能产生的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转变为一种积极的态度。
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能等同，这是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的不同东西；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正是前者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严格的禁欲主义，使得新教徒们不断地创造财富却并不将它用作个人的消费，而是将其作为资本投入财富的再生产中，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将职业作为一种天职，使得新教徒们能够更加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加尔文教对天职观的发展，关于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新教徒们能够有条有理地从事世俗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合理分工。韦伯通过对“天职观”的追溯与解析，找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李春华，2003）
二、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分析的评价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从文化方面探究经济发展动因的独特视角,韦伯用宗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发现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选择性亲和关系,这一结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同时韦伯的许多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争议，其中也包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些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命题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韦伯过分强调宗教的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过多肯定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他还提出非理性因素对理性的经济活动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杨爱君，2004）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宗教在内的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
同时，有学者从因果规定性的分析指出，韦伯从宗教出发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社会科学有两种因果关系：历史学的因果关系和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历史学的因果关系确定导致某一事件发生的独特而决定性的因素，即由A推出B；而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则意味着要在两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固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式不一定是现象A必然导致现象B的发生，而可能是现象A程度不同地有助于现象B的发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因果关系要仔细辨别导致某现象发生的全面的、先决性的因素；而社会学的因果关系是部分和可能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规定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正是用社会学的因果关系来分析新教进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韦伯未必直接反对马克思从经济基础角度对资本主义兴起所做的解释。（田崇燕，2002）
2. 韦伯命题的阶级局限性
马克斯·韦伯生长和活跃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期，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因此他不能脱离其时代打上的阶级烙印。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韦伯竭力为资本主义辩护，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其学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理念。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许多美化“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反复强调资本家是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量入为出和严守规则等等,完全忽略了资本家在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的贪婪无度、残酷剥削、--镇压和无情掠夺的一面。毫无疑问,这有悖于历史事实,有失历史的公正。
3.促使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也有科学技术因素、教育因素等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仅从伦理和宗教这一个角度来论述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作用，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忽视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忽视了18世纪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这些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变化对陈旧的传统道德和伦理的改造作用，即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此外，韦伯在分析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重要作用时，忽略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思潮的影响下，1500-1650年间，欧洲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习俗改革运动”，这是一场超越宗教界线的运动，涉及当时人们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提倡“一种正派、勤劳、严肃、朴素、守纪律、有远见、理智、自制、冷静和节俭”的伦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同样具有不可抹灭的作用，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几个新教的影响。（李春华，2003）
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韦伯从理解社会学和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分析视角来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使得试图观照被研究者内心的移情理解存在着误解的可能性，同时又抽离了社会环境的外在影响，忽略了对社会行动中交往层面的深入剖析，这将使得韦伯命题的合理性值得怀疑。（白杨，2002）
此外，韦伯的命题具有时代局限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重点分析了16世纪的欧洲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这种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限定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范围之内。因此，韦伯关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观点和结论很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运行轨迹和演变趋势。例如，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等等，其内在动力就绝不是用新教伦理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这些地方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礼，没有经历过诸如宗教改革的文化运动。
综上所述，伴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著作的价值彰显过程，其中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逻辑推理的缺憾以及结论的有失严谨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但是，韦伯对16世纪以来的欧洲，尤其是信仰新教的西欧和北欧地区的社会集体意识的转变所进行的唯灵论的分析，使后人难以望其项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直对社会学理论及方法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引发了众多相应的从文化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研究，如学者们关于儒家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研究，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三、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
1.韦伯命题的经济建设意义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证，实际上就是为了探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士农工商序列分明，商人处于社会的下层。这样一种传统是无法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逐渐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的强大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必须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经济伦理”：一方面，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理化，让人们意识到合法牟利、勤劳致富是光荣的，也是国家所鼓励、提倡的；另一方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套合理的价值观念，避免无序竞争，而目前在国内市场充斥的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为富不仁等现象，都说明这了我国在一方面的欠缺。韦伯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描述的诸如珍惜时间、讲究信用、诚实守信、节俭生活等优良品质，冠之以“资本主义精神”。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工作伦理和道德基础，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值得借鉴的。
2.韦伯命题的道德建设意义
韦伯在探讨世俗道德行为的信仰价值时，指出：“加尔文教徒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认为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只有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拥有这种有效的信仰，只有他才能通过他的重生和由此而来的全部生活的神圣化来增添上帝的荣耀，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而非表面化的善行。正是通过他的意识，他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起码就其行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来说是这样。” （马克斯·韦伯，1992：87）因此，人们不仅可以通过道德行为带来心灵的慰籍,而且道德行为成为人们追求至善的手段。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通过分析和批判韦伯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承受着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这些问题的出现，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选择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内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的问题。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没有合理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点，势必陷入混乱甚至崩溃。因此，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法律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伦理基础的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梁骏，2002）
3.韦伯命题的文化建设意义
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梁骏，2002）一种特定社会的伦理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制。
基督教的经济伦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早期教会谴责诸如放高利贷、吃利息的这样一种不利于“诚实”经济的活动和行为。到12、13世纪，随着城市发展与市场扩大造成的贸易增长，出现了把神学教条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现状加以调和的倾向。中古后期教会开始承认了商人作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地位，甚至认为，拥有非凡经营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会顶层。韦伯认为这种调整是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变化的文化基础，也正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发动的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西方的新教伦理相比，我国的儒家伦理中存在着制约市场经济发育的伦理枷锁，如 “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重农抑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些传统禁锢人们的头脑，抑制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的文化中也有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如“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勤俭节约”、“信则人任焉”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今，我国已经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继承我国的优良传统，又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找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如果有必要，我们不妨也像西方学西，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化改革运动，废除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糟粕，创造一种更具有生命力，更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有中国特设的新文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199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2]李春华，2003，《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
[3]杨爱君， 2004，《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4]田崇燕， 200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学理解》，《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4期。
[5]白杨， 2002，《社会交往的缺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缺憾》，《社会科学》第11期。
[6]梁骏， 2002，《经济发展的道德支撑——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点评——张小山[1]副教授
文章比较中肯地分析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重要论述，反思和讨论了韦伯命题的局限性以及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文章观点鲜明，层次清晰，行文流畅，论述有据，其中不乏给人以启发的见解。
（作者：陈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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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小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理论与方法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承担的主要课程有经典社会学理论、当代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