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报》2008年9月16日刊登刘吉同的文章说，1979年，我国高层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仍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乔木挂名任组长，宦乡为副组长，成员有何方、李慎之等人。小组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从理论上反击修正主义，最后写出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小组的研究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研究”出不少简报和文章，但对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这个中心任务，却越研究越糊涂。研究到最后，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至于出书的事，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这真是一次值得称颂的理论失败。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它接近了真理。或者说，它对研究的问题采取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之所以值得称颂，还因为研究小组遵循了 “只唯实，不唯上”的治学精神。当时布置这个研究任务的，是邓小平。邓是事实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且有着崇高的威望和一言九鼎的权威。但是，对他的指示，小组同样采取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服从真理为归依的态度，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高尚道德品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