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奥运冠军刘翔可谓是热点中的热点，先是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成为第一个在世界大赛直线跑道上获得成功的黄种人，进而又在国内签下数份天价广告合同，其威名直逼另一体坛大亨——姚明。在这里我无意诋毁刘翔的成功，只是在这个成功的背后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的缺失。

　　九月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正在举行开学典礼，其间，华东师大校长庄重地宣布，给予本校学生刘翔20万元奖励，另外，刘翔可以在华东师大的任何专业进行硕博连读。对于这件事，媒体进行过相应的报道，大多数媒体对于此类事件进行了评论，认为华东师大的行为违反了学术原则，破坏了社会公正。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破坏了社会公正，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出澄清。

　　对于社会公正，美国社会学家华尔泽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领域间的区分。在不同的社会中，那些试图破坏领域区分，让某些领域对其它领域形成控制的主要力量也会有所不同。每个社会本身的发展历史和传统也会形成具有特点的领域区分和领域间影响或跨越。但这不应当影响坚守领域区分，坚持领域独立的基本原则。否则，当一些人在一个领域中的优势能够顺利转移成为另一个领域中的优势时，就必然会形成华尔泽所说的“宰制”(domination)，“宰制”必然使得原本应当独立的领域公正遭到破坏。

　　从群体价值观、而非抽象公正原则来看，社会中并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行诸任何领域都有效的公正原则。每个具体的领域都有它自己约定俗成的公正，这就是华尔泽所说的“多元公正”。华尔泽认为，每个领域中都有某种主要的交换、授与或分配的物品，确定什么是某领域中的这种“特殊物品”，也就是确立对这物品的分配原则，即分配公正。例如，如果我们把“健康”视为医疗保健领域中的特殊物品，那么它的分配原则就是“需要”(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得了病需要治疗，有钱没钱都得治。这就是领域分配物品包含分配原则的意思。如果金钱和商品的自由交换原则进入了医疗保健领域，把医疗当作“商品”，有钱的治病，没钱的等死，或者有钱的小病大治，没钱的大病小治，那么有钱人在金钱商品领域中的优势就顺利地转化为医疗保健领域中的优势，这就形成了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的“宰制”，破坏了另一个领域中应有的分配公正。

　　不仅如此，不同的社会领域虽能加以区分，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多重联系。某些领域中的公正得到贯彻，必定会有利于克服和纠正其它领域中的非公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坚持某些允许坚持的领域公正便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教育界迎合金权“宰制”，必然影响着其它领域(新闻、传媒、公职、司法、企业管理等等)参与者维持他们自己领域独立和分配公正的意愿和能力。反过来看也是一样。领域性非公正之间的相互多重影响是中国当今整体社会非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

　　华尔泽提出多元公正观时采用的是一种很现实的公正观。他看到现有社会中、各领域中都存在着许多现实的不平等。他认为，如果各领域能保持独立，不受其它领域的“宰制”，那么这些现实的不平等就至少不会加剧；而且，由于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不同领域之中，他在一些领域中的劣势至少可能由他在另一些领域中的优势所抵消，最后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平等”局面。华尔泽称之为“复合平等”。

　　还原到本案例中，刘翔的硕博连读就是典型的破坏社会公正，刘翔正是凭借他在体育领域的巨大优势资源“宰制”了教育领域的资源——硕博连读。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与之相对应的两件事情。

　　按照华尔泽的论点，当代中国社会凭借一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宰制”另一个领域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学校的学店化、医疗服务的商品化、公职权力的腐败、商界的金权勾结、社会等级的官本位制、权贵势力干扰司法和欺压平民等等，都是一些领域“宰制”另一些领域的结果，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不公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当代中国最明显的社会不公正当数政治领域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宰制”，可以说，解决整个社会的社会不公正必须以此为突破口。政治权力进入经济、司法、教育、文学艺术等等领域，成为这些领域中的宰制力量，加剧了这些领域中乃至整个社会的非公正或复合非公正。当前许多城市中的暴力逼迁就是一个例子。普通百姓的“居住”本应属于“安全和福利”领域，中国社会也把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看成是一种起码的生存条件。既然如此，衣食住行的“住”应以“需要”为其分配原则，把人逼得流离失所是共认的“不义”(非公正)之举。在一般情况下，房产开发商要取得某个人的住屋，正当商业行为必须奉行自由交换的原则(这是商业领域的分配公正)，必须是买卖双方都心甘情愿的交易，若在卖方失去起码居住条件时，买方更有义务予以安置。在正当交易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应当保持中立，并且有责任不让房地产商在与散户不对等的经济力量关系中以强凌弱地对待普通百姓。这是政府对公民利益应有的保护。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往往正好相反。政府权力进入了商业领域，不仅让一些有权者大获其利(让一些人把政治权力领域中的优势顺利转化为金钱领域中的优势)，而且使得房产商可以随意逼迁百姓(让另一些人把金钱领域中的优势变成对基本福利领域中的“宰制”)。“金权勾结”使得开发商甚至不必在乎商界自己原本奉行的“自由买卖”原则，而是手握政府的“红头文件”，动用国家的法院和警察“现场办公”，强制性地对民房速判速拆。这种强暴行为包含着对包括政治权力本身在内的多个社会领域分配原则的破坏，成为具体领域的非公正和社会整体的复合非公正。本案例中刘翔的硕博连读事件其实也是中国大学“衙门化”的具体表现。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与以上相对立的一件事情。1986年正值哈佛大学创办350周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也在被邀请之列，但里根提出哈佛大学必须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才肯赴邀，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鲍克基于学术原则和社会公正，断然拒绝了里根的过分要求。在这里，政治领域与学术领域是独立的，很显然，这种社会公正的保障是以民主政治结构为基础的。因此，要体现一个社会的社会公正，首先，必须构建民主政治结构，使政治权力脱离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宰制”，强调独立的国家权力维护其它领域独立的职能，把一切公民的平等参与作为社会复合平等(不平等中的平等)的最终体现；其次，还要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使公民能够自觉地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去生活和办事，并秉承“政府是靠不住的”原则，时时刻刻监督政府可能出现的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宰制”。当然，以上两个条件在当代中国是不具备的。我注意到现在的官方主流媒体非常喜欢用这样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究竟什么是“世界潮流”呢？是“民主、自由、人权”这一普世价值还是“专制、革命”这一中国特色，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中国只有抛弃专制，拥抱民主，才能溶入到“世界潮流”当中去，才不至于未来的中国又陷入“王朝更替”的暴力循环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