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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求加强党内民主、党内监督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很多党内外人士提出了“谁来监督各级党组织”这样深切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发表，其中很多观点是“实行党代会常设制”。笔者认为，大家都是爱党爱国的，所表达的见解是切合实际的。通常一届党组织产生后，在其3-5年任期内的确缺少有效的基层监督，党是领导一切，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党代会常设制、党代会年会制后，党代表可以有效地要求党委、纪委对其工作进行述职、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问责，能够起到有效监督党委、纪委的作用。而今天，笔者想讨论和阐述的是“交流调配权”对民主法制的破坏性的问题。

这里先给“交流调配权”一个明确的概念：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一级党组织对其辖区内的干部进行人事交流、调整配备的权力。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党的领导是无处不在的，一级党组织领导其同级的人大、政府、武装、群团等等工作。为了加强领导，使工作形成统一性，党组织往往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干部的“交流调配权”，以达到上下的统一协调。“交流调配权”有力地保证了“一把手”的权威。

为什么说“交流调配权”保证了“一把手”的权威？其一，对下属的交流调配自然不在话下，往往通过党委会或党小组会的形式形成组织意图，对人事进行调整；其二，在党委或党小组内部，为了确保领导的整体性，只要“一把手”向上稍作努力，上一级党组织一般会行使“交流调配权”将“异议分子”调离。这样，不管在其整个管辖范围内，还是在党委或党小组内无疑起到了保证“一把手”权威的效果。由于党的领导，其权力覆盖到人大、政府、群团等。大家稍作分析就会感受得到，由于“交流调配权”的大量使用，致使一届党组织有2-3位书记、政府机构有2位首长在省、市、县（区）内能时常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致使本来就缺少监督的党组织，其领导行为就更容易逃避责任。由于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那就得凭人品、公心去做事。由于私心杂念的存在，人品、公心往往从“同等条件自己人优先”这一微小处溃口，在意志力不够坚强的情况下，很容易得寸进尺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句很经典的告诫，大家或许能从中感悟到脆弱的人性。

为什么说“交流调配权”对民主法制具有破坏性？大家都知道一届的任期是3-5年，党政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是要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好任内的职责的。党委会或党小组会的决策加上“交流调配权”的运用，使领导人往往干不满一届就被调离，其职责就很难完整履行，同时也被一些机会主义者提供可乘之机。“交流调配权”也给一些候选人造成了顾虑，使之不能很好地参加选举与被选举，担心不“规规矩矩”自己今后的日子会不好过，在代表组织做候选人工作时能使其更加服贴。在“交流调配权”的威慑下，民众的意志往往被领导人的意志所代替，法制往往被领导或党组织的决定所代替，给人治大于法制留下了空间和余地。中国的法律法规应该讲是能体现民主的，但在操作过程却适得其反，究其原因是“交流调配权”在作怪。请大家回味一下，有没有什么领导人当选一年半载就被调离，而换成其他领导人的情况；有没有什么“一把手”面对其违法的政府行为阵阵有词道“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交流调配权”滋生了“人民不要党要”的坏现象、助长了贪污腐败的歪风邪气，为责任者规避被追究责任、被问责大开方便之门提供机会。

归根到底，“交流调配权”使“一把手”更加权威，对民主法制造成了破坏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对此可以细细品味。严控“交流调配权”，有利于遏制当前日趋昌盛的贪污腐败，也有利党内外要求的民主法制建设。愿“交流调配权”能早日锁在“铁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