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学者们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条件进行了分析。黄智英认为要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和途径的研究,其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维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原则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思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1 ] 。黄健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自觉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 其次要批判吸取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思想[ 2 ] 。周向军分析了毛泽东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备的自身素质条件,他认为崇高的理想,科学的世界观,顽强的奋斗精神,优良的学风,优化的知识结构,良好的思维品质,杰出的创新意识,非凡的才能等,是毛泽东素质条件的基本方面[ 3 ] 。1840 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逐步演变为“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论战。王素莉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互相联系又有某些差别,他们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综合的基础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研究这一段历史,将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供宝贵经验[ 4 ] 。乐承耀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必须在实践中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5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要做到这一点, 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师吉金认为这些条件包括: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学习、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即研究以社会性质为主体的国情;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具有创新精神;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有稳定的领导核心等[ 6 ] 。陈睦富认为在中国共产党80 年历程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勇于实践,科学认知国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7 ] 。

二、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中不断推进这一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尹庆双、杨锦英认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应该具有“四个坚持”的理论态度和理论素养: (1)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2)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3)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以及与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4) 始终坚持和进一步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坚持真理和探索真理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的,而且理论的魄力也集中体现于在坚持和探索真理中不断实现理论的创新,研究回答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8] 。彭清国认为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做到: (1) 坚持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2) 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既是对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态度。(3) 坚持三个“解放出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重要讲话中强调,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出来”, 突出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的三个主攻方向,明确了我们在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上所要扫除的三个障碍,确立了我们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9] 。关于在实践中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雒树刚认为要做到以下三点: (1) 必须树立一个态度,正确的态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党80 年的历史充分表明,只有以这样的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勃勃生机,不断开辟新境界,达到新高度。(2) 必须注重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结合”称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把“结合”称为“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江泽民同志把“结合”称为我们党80 年最基本的经验。(3) 必须贯穿一个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和建设在推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强烈的改革精神和创新意识,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10] 。

三、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张琳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从而实现中国化,这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中国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性的理论,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通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得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11] 。丁俊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中国的开创与不断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2)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3) 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4)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12] 。

四、关于三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和发展,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周由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密切相连的重大理论问题。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大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邓小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推向新阶段,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13] 。余品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贯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重要论述的一根红线,就是解决和回答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时,马克思主义为何必须中国化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怎样中国化的根本问题[14] 。尹庆双、杨锦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产生了两大标志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在新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建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主要表现在: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从执政党自身建设角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应用于新实际,是对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集中表述,也是党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紧跟时代步伐,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崇高价值取向,不断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集中要求[15] 。张琳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深化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了思想基础;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新境界指明了正确方向和途径;以党的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对党的建设的思考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理论成果[16] 。

五、关于其他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这一时期许多学者还对其他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陈增辉认为,李大钊坚持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通过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形成作出了贡献,而他对未来社会主义问题的探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有补益,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17] 。谭献民、郭国祥认为张闻天是我党较早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的先驱者之一。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基本动力、本质特征做了正确的分析,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述,这些分析和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8] 。谢建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全面和深入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瞿秋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在于1) 积极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大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2) 瞿秋白积极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开创这一道路的先驱。(3) 瞿秋白丰富的著作及其蕴涵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19] 。刘国华认为郭沫若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崭新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艰辛开拓等方面的工作,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 。谭献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向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转变的关键,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的探索中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党较早地对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先驱之一。他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体制改革等一系列论述,较为准确地回答了这个根本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出的杰出的理论贡献[21] 。张国宏认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对东方和中国革命的指导,直接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最初的成功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出现的某些局限性,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22] 。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基本经验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今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张焕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题。(2) 坚定信念,不丢“老祖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3)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4) 立足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5)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6) 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本色[23] 。宋镜明、徐能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有: (1) 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2)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3) 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防止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反对主观主义错误[24] 。余曙光认为,(1) 坚持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前提条件。(2) 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3) 既要继承前人,又要善于总结, 不断探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4) 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25] 。罗喜江、林春逸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26] 。雍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首先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倾向;其次是要从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 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再次是既要继承前人,更要大胆探索创新[27] 。谢增寿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 要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领导人民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其次,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党内思想矛盾;再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家队伍和思想家群体,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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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长青(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