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许多学者都从不同侧面进行分析与论述。

就“文革”发动的起因而言，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张明军研究了“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指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构成了民众参与“文革”的驱动力;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奠定了“文革”发动的重要政治资源;“革命的斗争哲学”构筑了“文革”发动的思想基础;“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文革”发动的理论基础;从众心理的影响,对民众参与“文革”具有重要的助动作用。此外，从政治信息传输与交换体制角度分析，张明军认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是构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一个因素。首先,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意识;其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再次,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另外，王毅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第五十期发表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一文，指出导致“中央”文革产生方式及其成员构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感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常规权力体制在贯彻和强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的个人意志又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的强烈抑制；另一方面，亦在于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和“变成法西斯党”危险的警惕。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种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从早年的喜爱绿林小说到晚年对“宋江投降”的批判，他一生始终伴随着对国家体制的强烈“造反情结”，这对判断国家制度的性质和发动“文革”有重大影响。所以后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首要目的就在于“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李月军、赵永红则分析了“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历史渊源，认为封建政治文化的沉淀、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文革”前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现实形态、苏（俄）政治文化与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是“文革”政治文化的四个基本历史来源。可以说，“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是对这些政治文化演变趋势的放大与进行错误价值引导的必然结果。此外，李月军也对“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进行了论述，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于政治文化对“文革”的影响，李月军认为政治文化对“文革”起到支撑与推延的作用，一方面，当时畸形政治文化赋予不合理的政治社会运行以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治文化造就了“文革”所需的政治主体。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这些作用都必须以政治主体为中介，通过支配其政治行为与活动来实现。再者，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转化为“文革”的持久性。“文革”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带来的却是长时期的政治社会动乱；

徐贲则探讨了”文革”期间中国政治文化的两个显见要素：作为社会心理现象的恐惧和作为政治压迫形式的暴力。在文中作者要着重讨论的是“文革”特定政治文化中恐惧和暴力的表现形态，以及它们与当时政治权力的特殊权威形式的关系；沙叶新认为“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也可被描述成一种“检讨”文化。“文革”时代，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莽东鸿通过对““文革””初期的文化部集训进行描述展现了“文革”政治文化，指出1966年6-7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 实为保护牛鬼蛇神；

有学者对“文革”语言进行社会文化心理的分析，比如金立鑫试图从语言的一些基本属性出发建立言语交际中的条件原则、诚意原则、文化原则、平和原则、准确原则，并且尝试用这些原则简要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语言现象；也有人从诗歌、剪纸、美术、笑话等途径去展现”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比如在反映”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的诗歌方面：“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王安忆《隐居的时代》），“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芒克《十月的献诗•诗》)。“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黄翔说：“有人殉道、殉教；我殉诗。/我徘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独白于生与死之中；/……诗的路，不仅是我的脚走出来的，也是我的头撞出来的。/……一个两脚兽在浩瀚的星空下问：我是谁？”“诗是狮子，怒吼在思想的荒原上”；其次“文革”笑话比如：1、革命语录一对夫妻闹离婚,找到革委会主任处.妻子咬着牙说:"下定决心,坚决离婚."丈夫接着说:"排除万难,将就两年."主任最后表示:"抓革命,促生产,你俩的闲事我不管."

2、天安门 一老农向往北京天安门久矣，然只在宣传画上见过。ｎ年后，终有缘一见，大为失望：怎么不发光呢？等等。

总之，学者们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尽管研究的方法不同，有理论性的学术探讨，有通过文学作品、艺术去反映、揭示等等，但无一例外他们的工作都加深了我们后人对文革政治文化的了解与感受。

（来源：政治文化研究网，作者：王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