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舆论界猛烈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候，高尚全坐卧不安了，从10月份以来，连连发表文章，还接受了记者采访，策划了一个《四人谈》等等，生怕新自由主义与他们倡导的那种“改革”挂起钩来。高先生说：“另外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参考报》 2005年10月17日）高先生这些蹊跷的话是否无意中吐露了真情？按照他的意思，改革与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否则，批判新自由主义怎么能使他们遭受灾难性的后果？果如此，那么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众所周知，改革本应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而批判新自由主义是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手段。这二者本应当是非常一致的！鉴于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改革尤显重要。所以笔者认为，高先生那么害怕批判新自由主义，恐怕是自己心中有鬼。于是，笔者就大为不敬了，专门分析一下高先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

一， 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鼓吹萨伊的要素价值论

高先生说：“有人认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是由人的活劳动唯一地创造的，因此收入分配也只应当实行按劳分配的方式。但是，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仅劳动而且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资本或技术本身都不能单独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作用的。如果不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收入分配，那么价值创造过程就会中断，劳动创造价值也无从谈起。”（《高尚全文存》第1卷，194页）“市场需求变幻没测，使得价值实现过程始终面临着市场风险，而现代意义上的“资本”恰恰是这种风险最好的物质承担者。资本不仅作为生产的基本要素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作为市场风险的承担者为价值创造提供了现实条件。因而资本通过市场回报参与分配是顺理成章的事，社会对此作出适当财产制度安排也是必要的”（同上 232-233页）

请看，高先生明白无误地反对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学舌于萨伊，认为“价值创造是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作用的。”“资本不仅作为生产的基本要素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为价值创造提供了现实条件。”显然，高先生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混同于价值创造。对于这一谬论马克思早已批判道：“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2页）假如高先生的“理论”能够成立，那么，资本家就没有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就会万世永存，而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师出无名，从而搞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也就成为人间正道了。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争论问题，而且也是涉及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问题。他把“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变成否定劳动价值论，把按要素分配的历史性政策变为要素价值论决定的永恒分配政策。他把“推动制度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理由建立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详见高尚全：《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制度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2001 10 09，载于《高尚全文存》第1卷227—249页）可见，高先生决不是一种无谓争论的人。他否定资本剥削，否定劳动价值论就说明，他是假共产党员。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盖由此出。

二， “以人为本”竟要“突破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

高先生说：“掀起一个以人为本的大讨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突破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高尚全在 2004年2月28日上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座谈会—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引自《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中国论文联盟2005-08-12发表 ）记得1997年臭名昭著的李君如先生首先抛出“不问姓‘社’姓‘资’（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谬论，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时隔七年多，这一谬论却被高先生提升为“以人为本”改革观的重要内容。这充分说明，高先生的改革观是十足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所谓“突破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就是突破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束缚”，甚至突破高先生不可告人的其他“束缚”；所谓“突破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就是最大限度地兴资灭社，兴私灭公。现在高先生们很可能已经突破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束缚”了，那么高先生们还想“突破”什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放弃姓社、姓公？为什么姓社、姓公就是“束缚”，高先生们必欲“突破”？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高先生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决心和野心。而这个野心竟然要用“以人为本”来包装！其实，高先生心目中的“人”主要是资本家，在次要方面还包括小生产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高先生的“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资本家为本，以资产阶级为本。按照高先生的主张办，我国一旦出现了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资本家进行大范围的剥削，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畸高，那么，其结果对劳动大众来说，决不是“以人为本”，决不是“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可以把高先生的“突破”论称之为高尚全歪理邪说。

三， 高尚全的“民本经济”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主体论

高先生是“民本经济”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都为之鼓与呼。我们顺着他所鼓吹的要素价值论和上述“突破……束缚”论就可以知道他的“民本经济”论是什么货色。高先生说“产权多样化的意思，我认为要点就是实现民本经济，以民为本的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官本经济。就是把老百姓的钱集中起来，根据政府少数人的意志编制计划投资表，政府而不是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现阶段的民本经济要实现，主要有四个标准或四条路径：一、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民营为主；二、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三、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四、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经济》月刊 2002-12）“民本经济是相对官本经济而言的，我们过去搞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官本经济，通过长官的意志和行政方式来配置资源。而民本经济则强调，人民是创业的主体、经济的主体、产权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03月13日）高先生所指的“官”是政府的代名词，所指的“官本经济”不仅包括计划经济，还包括国有经济，因为它是“通过长官的意志和行政方式来配置资源”的产物。高先生所指的“民”是民间的创业者、投资者、经营者。他把这些人故意扩大为全体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论证他的“民本经济”的伟大。高先生的“民有、民营、民享”一语来源于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发表的著名演说。其中一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存。”（“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高先生在解放前就读于上海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早已将林肯名言熟记于心，于是只把民治改为民营，就很方便地造出“民有、民营、民享”一语，并用它来定义“民本经济”。显然，这种“民本经济”只能是私有制经济，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包括个体经济。不错，我国的国情决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是积极的，应当肯定。问题在于，高先生要把“民本经济”置于主体地位。所谓“经济的

组织形式以民营为主”就是一种委婉表达。高先生的“民本经济”的原型是温州和台州经济，进而是浙江经济。他说“在浙江、尤其在温台地区，社会、经济基本格局是：经济组织以民营为主,社会投资以民间为主，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到2000年，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已达到80%以上。（《高尚全文存》，第240页，《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制度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1年年会上的报告》2001年10月19日，）我们再看一下高先生对全国“民本经济”发展的估计。他说：“从静态的角度看，非公有制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1000万家，其中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业。它们创造了全国一半以上的GDP，上缴税收达到43％，创造了出口量的60％，提供了城镇75％的就业岗位。”（《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07日）如果再算上大型私人企业，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将会更大。有鉴于此，在2005年11月上旬举行的“第三届浙江•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高先生预测说：“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前20年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解决企业活力，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商通网 2005年11月7日 来源：新华网）这段话的意思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和“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是全中国经济的浙江化（温州化和台州化）。众所周知，浙江的民营经济早在2003年初就占浙江GDP70%（《法制日报》，2004-03-10），2003年底“浙江省工商业领域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38。7%上升到目前的90%以上。”（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治国：《民营经济大有可为》，转引自“湖南频道”hn.rednet.com.cn/articles/2003/12/494825.HTM）。所以，要实现高先生的“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的目标，我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空前大规模的私有化，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民本经济”占全国经济的70%—90%。至于20年改革的中心——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已是昨日黄花，不复开放。按照高先生的期望，所剩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将要出售，其余少数也要股份化，那种纯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而且出售国有企业的另一面就是壮大“民本经济”。在高先生的“民本经济”框架内，政府管理职能主要不是搞好国有企业，而主要是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改善环境”，当好“守夜人”和服务员，从而，政府的职能将从他描绘的“虚位”、“错位”、“越位”状态中走向“就位”。这也就是高先生所主张的：“经济体制轨转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的过程。”（《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03月13日）而工人阶级和上亿农民工、作为整体在“民本经济”中的地位当然还是工人阶级，不包括在他的“民”中。试想，人人当老板，谁去给老板做工？在“民本经济”中工人阶级属于“民无有，民无营，民无享”的阶级。当然工人们“享”到了工资。按照高先生赞扬的要素价值论和坚持的“突破姓‘资’姓‘社’……思想束缚”论，工人们既不要说剥削，更不要去反抗老板。于是乎，高先生追求的改革目标——资本主义大乐园就出现了。在那里，资本家们所享受的快乐指数要远高于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扶植工农”政策所能提供的。

改革应当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我们把这样的改革称之为真改革。而高先生主张的改革路线是一条以私有制为主体，以老板为中心，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改革路线。这是一种损害劳工大众根本利益，有悖于宪法的假改革。这条资本主义改革路线必然要造成资产阶级与广大工农大众的激烈阶级对抗。

四， 高尚全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高先生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要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高尚全：《改革要达成共识 》，《光明观察》刊发，2005-11-4，来源，《财经时报》）不错，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称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原则。高先生妄言“不是要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至少在语意上是不要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所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废除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众所周知，就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而言，改革主要是把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完全的公有制改为“公有制为主体”，把完全的按劳分配改为“按劳分配为主体”。而高先生的“改革”目标是要改掉这两个主体。他所鼓吹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他所鼓吹的“民本经济”（私有制）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的假社会主义制度。当然，高先生会愤怒地抗辩说，他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笔者以上的论断是故意歪曲。其实，高先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打红旗的伎俩。让我们再见识一下高先生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劳什子。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和讯网2005.11.26 16:10，财经杂志）。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宏观调控，或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高先生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他的“民本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而与公有制为主体并无必然联系。“社会主义”可以不问姓“公”姓“私”；只要有国家宏观调控，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显然，高先生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众所周知，我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完全取决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则完全由西方国家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决定。我国的宏观调控固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决定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性质，相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性质决定着我国宏观调控的内容和目标。看来，高先生打红旗并不那么顺当和有效，倒不如鼓起勇气直言：“‘民本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以‘民本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说，谬论还是谬论，但说得顺当和痛快。名不副实地打红旗并不能产生好的效果。笔者建议高先生不妨读一下亚波里奈尔写的《咏孔雀》，其大意是：孔雀开屏，常常向观众显示它的美丽，但恰恰在这时露出了它难看的屁股眼。

必须指出，高先生引述“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法”纯系自己的捏造。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献中并没有高先生引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定义性的完整句子。其原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2页）对比原文和高先生的“引文”，笔者发现，（1），高先生刻意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2），原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句话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而高先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一语是定义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的，他的“社会主义”完全由国家宏观调控所决定。高先生刻意将原文中“是”字后面的“使”字删掉。由上可见，高先生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不择手段地伪造了上面他的那句话。高先生这样做，在客观上给十四届三中全会抹了些颜色。

以上四个方面大致揭示了高尚全先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为了简便起见，笔者可将高先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缩写成一幅对联：群居终日，言不及马克思主义；俱进多年，行必为姓资与姓私；横批：“走到邪路上去了”。为什么高尚全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在1985—1993年竟然是我国国家体改委的副主任，其后依然是“改革”智囊中的明星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像高先生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还大有人在，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其实高尚全们是一小批假共产党员。他们鼓吹和追求的是假改革和假社会主义。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大复辟，是中华民族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大灾难！这叫假共产党员、假改革、假社会主义三假乱华。对于高尚全们所鼓吹的这种“改革”，我们的态度就不是什么反思，而是反对，批判，斗争。反对新自由主义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来源：《环球视野》网摘，作者：信言不美）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6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