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因素”一节，我们将深入探讨阻碍在中国发生以物理学为主体的近代科学的社会及文化诸方面的原因。从以上简述的中国古代物理学发展脉络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物理学发展的如下特点。
总体看来，似乎正如戴念祖先生所言：“它的发展是持续的。”不象西方的物理学，有古希腊的繁盛也有中世纪漫长的沉寂以及文艺复兴后的一尘崛起。
然而，这种持续，与其说是发展的持续不如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些有价值的物理知识还能够借助于典籍得以保存下来，而不象西方人曾经将古希腊的科学及文化曾统统丧失殆尽而依靠外族阿拉伯世界后来才得以复兴。事实上从观历史，中国古代物理学有明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倾向，偶尔的、些许的进步无法改变这整体格局。无论是对力的本质的认识、对运动的认识、对共鸣现象的认识、对热的本质的认识等等，很难看到秦汉以后的持续的明显的深化，更不要说产生科学进步所必需的革命性的科学概念。这种代代因袭相传的现象很难等价于持续发展。究其原因，用现在的话说，科学研究者、物理学研究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科学共同体。可以想象在中国古代肯定很早就存在那种带有垄断、保密性质的非文字的科学知识传承方式，但这种方式极易导致失传。能够传承下来的思想主要还是依赖文字载体，而这就需要文化人（知识分子或士绅）参与。但这往往不是他们的“专业”工作。因此科学思想得以延续可以说完全是个人爱好行为。这种现象当然是由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或科学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在古代中国，被社会认同的知识阶层的第一选择从来不曾是从事科学活动。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国古代物理学的持续发展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是后劲不足，后继者的出现具有极大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具有科学精神的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可以消亡，象元代赵友钦那样对小孔成像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典型的科学实验方法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决定它“优选”出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之主体精神是关心人事，这在孔夫子那里就表达得十分清楚：“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近些年，有人提出儒家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积极因素。理由是至少儒家未象西方宗教那样明确反科学。做为社会主流文化，不反对就可以称为积极，此言大谬。设想一下，如果墨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成为主流文化，他们对科学的发展会是什么影响？那将是积极的参与，直接的贡献！总之，由统治者确立地位的儒家的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标的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决定在较低生产力下的中国封建社会，物理学难登大雅之堂。
在这种大形势、大背景下，从事一定物理学研究或对其感兴趣的人不是多数学而优则仕的有闲的儒者而多是落魄的民间读书人或者是宗教人士（包括爱好者）。虽然儒家也讲格物致知，“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修身、齐家、治国……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丁肇中语）。象王阳明那样把探察外界误以为探讨自己的儒家通病决定了他们的智慧在格物时多流于心想与顿悟，而以求神仙务长生之道为宗旨的道家更不能在理论上超脱玄想的羁绊。因此中国古代站主导地位的自然观或物理学的理论要么缺乏要么太过高妙，与实际经验技术之间距离过大，联系不够紧密，看似对一切现象均可笼统解释，然而多不中肯綮，不利于实证，没有多少真正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