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一分二地看”，“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些熟悉的语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一直挂在口头上。换句科学的话说，就是用辨证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也许你从没意识到，我们在想问题时一直是辨证有余而逻辑不足的。

中国人思考问题注意辨证、矛盾、联系与和谐，而逻辑思维能力明显不足。

最近，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侯玉波副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比较研究”、“文化思维方式对领导者心理行为的影响”两项研究中，在对500多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评定后发现，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

一、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

二、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

三、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

四、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五、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

这些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固然好处多多，可是“将事物从一个整体中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分析，明确概念，再进行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评定中却没能突显出来，实在让人遗憾。更有学者指出正是逻辑思维不足，是我们近代以来科学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重视分析事件的背景和环境的习惯，以及缺乏足够的分类能力，阻碍逻辑思维产生。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差呢？对此，侯副教授首先从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我们判断问题习惯在一个背景中去判断，任何人去谈问题关注的重点往往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目前中国主流思想，也是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背景对人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内因最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外因更多，尤其是我们将一件事情做失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从环境上来找原因，我们很少认定这件事情是某个人造成的。”

而西方人想问题则有所不同，“他们不像我们将事件看得很全面，但抓住了事件本身的特点，最后找到了事件本质的东西。”

侯副教授举例说，文化心理学家彭凯平曾经比较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爱荷华大学教授和学生的事件的不同认识，《纽约时报》认为是卢刚自己的问题，是情绪上的原因，而不是环境的原因。而中文《环球》杂志分析，惨剧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问题，加之竞争很激烈，和周围人人际关系不好等原因，将事情的发生归结到环境中。

中国人逻辑思维薄弱，还和中国人分类能力较差有关。“中国人的分类很概括，比如传统哲学中的“道”就包含了太多含义。相比之下西方人分类的更细。如果同样五十件东西，可能中国人就分成四大类，而西方人会分成十几个类别。而分类越多，看一个单独事物就更细致，能更好的认识这一类的特性，特性越突出。分类越少，能从个体里发现的特点就很少，分类之后特性就被忽视，结果导致很多应该发现的规律都没有发现。”侯老师如此解释说。

中西先民最初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差异与不同的生活方式引发思维方式差异。

他告诉记者，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思考角度和分类方式与最初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有关。古代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较好，农业是主要生产方式，简单而容易丰收，基本上衣食不愁，没必要不断对外扩张，慢慢养成了不去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

而古代西方生活条件很艰苦，像希腊一类地方土壤面积很少，必须依靠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而且伴随着近海产出越来越少，只有不断向外扩张。为掌握提高能扩张的资本，扩只有不断创造一些先进的造船技术，因此就培养了一种向外的精神。

而在西东的不同的生活状态之下，滋生出的思考方式也是不同的，有一些研究者将两方面联系起来研究后认为，西方古代先民生存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就需要逻辑推理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中国古人生活无忧，最大的困扰来自如何同人的相处。所以努力在人际关系上追求和谐，慢慢在很多方面就形成注重联系和和谐的思维特点。这要求遇事不但要看见人本身，还要注意到与之相关的一些事情，往往导致有时忽视对事情本身的分析。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容易让个人逃避应有的责任。

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矛盾的、变化的思维看问题，也导致了一些问题。侯副教授举例说，日常生活中面对同一事件，如果过于讲求联系，辩证分析，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往往会使个人逃脱了责任。假使就事论事，追究到个人，个人会将事情努力做好。西方人强调内在因素，每一个人都要承担各自的责任。

他告诉记者，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是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思维方式特点，但是这种思考方式并非生下来就会的，而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社会规范影响而慢慢形成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些西方思想的传入，以及我们有意识的教育，可以使我们的思维逐渐具备逻辑思维的优点，这对于完善我们思维方式很有帮助。


对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他不赞成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他强调说，“在具体的心理学实验时，发现逻辑分析和辩证分析确实有很多不同。不过西方人很多时候也是注意一分为二看问题，我们只是考虑问题比他们多一些，而我们有时将一个事件本身看得很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