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之争中，钱理群先生“自觉地退避三舍，但仍逃脱不了忽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同盟者’，忽而又成了双方讨伐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其新著《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披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认为这和他自己对“真的知识阶级”的理解有关。
　　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真的知识阶级又“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们拒绝“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而要“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而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不顾利害的”。
　　这正是最适合于我的选择，是我所要坚守的：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做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一是永远站在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选择，不仅如鲁迅所说，会带来永远的苦痛，并且将自身置于永远的边缘化的境遇之中。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所谓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之争。我没有介入这场论战，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样的命名，特别是对“新左派”的命名是不准确的，而由此进行的排队与非此即彼的站队、划线，就更让我反感。
　　从年轻时候开始，每一次政治运动(反右，红专辩论，反修学习，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没完没了地要求不断“站队”，没想到到了“新时期”，还要继续“站队”，这真可谓几十年不变的“中国特色”。尽管自觉地退避三舍，但仍逃脱不了，忽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同盟者”，忽而又成了双方讨伐的对象，弄得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仔细想想，这大概是与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立场有关。我因此在给朋友的信中，自称为鲁迅所说的“蝙蝠”，是“毫无立场”，即无以归类的。而蝙蝠，如鲁迅所说，是常常被作为“骑墙的象征”而被“大家”所讨厌的。
　　与论战双方坚定不移的鲜明立场相比，我确实是“骑墙”的：不是没有立场，而是在选择了某一立场，作出了某一判断的瞬间，就产生了怀疑，而且对毫无
　　自我质疑的坚定立场本身，也是怀疑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是一种相当彻底的批判态度，即对既定的各种立场、态度，都投以怀疑的眼光：或不能认同，或有所认同，但同时又有怀疑与保留。
　　我更清楚，自己和自由主义者与所谓“新左派”的分歧，从根底上说，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国师情结”，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并自以为有治国的韬略良方，希望为“知己者”所用，也就必然要与这样那样的权势集团发生各种暧昧关系，而这恰恰是我所警惕，并要不断质疑的。我所要坚持的，实际就是一个独立的边缘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的立场。
　　所谓“真的知识阶级”，更准确的命名应该是“批判的知识分子”，批判是他与社会的惟一联系，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对违背理想的现实的种种弊端，提出批判，对可能产生的奴役、压迫现象提出预警，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起到某种制约的作用，社会清醒剂的作用。他的力量、作用在这里，限度也在这里，越过一步，要具体地干政，做政治实践的指导者，那就是越位，并且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后来，我重读了鲁迅的《学界三魂》，鲁迅谈到知识分子有三魂：官魂、匪魂与民魂；我对他所说的“民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有了这样的理解：鲁迅所说的“民魂”，就是“真的知识阶级”，他是自外于独立于官匪之外的。
　　按王富仁先生的说法，民魂不是官，别人不是非听他不可，也不是非照他办不可，他只是“姑妄说之”，别人也就“姑妄听之”，仅供参考而已。民魂也不是匪，因此他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他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民魂同样不是导师，不是国师，因此他并不要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不承担“治国平天下”的“神圣使命”。民魂的惟一愿望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对社会的惟一要求就是能听他讲话，只要听就够了，就完了。
　　因此，这样的民魂在“学界三魂”中是惟一背后没有权力的——官魂背后有政治权力，匪魂就是明天的官，他也有潜在的政治权力。因此，民魂是最独立的，同时也是最没有力量的，他也是最孤独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这大概就是我的选择与命运。　

　　来源：报刊文摘，作者：王宝梅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