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初,我抵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经王浩介绍，理查•罗蒂为我的邀请人。罗蒂是该系唯一兼治美国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教授，正符合我的访问研究需要。我与罗蒂见面后，中午他请我在“玫瑰园”教师餐厅午餐。饭后我们沿花园散步。当时抵美一周左右，身上穿著1982年国内的西装，我却敢于用broken 英文在此大学者面前大谈我对当下西方哲学的批评意见。后来罗蒂于1985年访华，我去机场迎接的路上，他主动提到了我初进办公室就和他谈对他的哲学观的看法，给他印象深刻。既然以罗蒂为“准导师”，我在阅读了他的著作后，很想与他积极沟通。如何估量他的哲学立场，以及由此進而深化對美國一般哲学趋向的认识，成为我初到美国时的主要兴趣之一。在系里举办欢送罗蒂的party上，结识了正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担任客座研究员的查理•泰勒，他对来自中国的哲学界人士很感兴趣，遂邀我隔天去研究院餐厅午餐，同桌有刚访问过中国的研究院院长吉尔兹。我那时对两位北美学界名人了解并不多，除谈论中国哲学现状外，主要向加拿大哲学家泰勒讨教对罗蒂哲学的看法。我当时认为，泰勒比罗蒂更精通欧陆哲学。泰勒配合我对罗蒂哲学观的质疑，重复了他对罗蒂的批评。25年过去了，我当时初到西方，那里了解西方学界的“规矩”和深浅。而他们也不过把我当作可以与中国哲学界沟通的一个“媒介”而已。如今罗蒂过世，作为罗蒂其人其学的中国最初引介人，本应撰写一篇回忆文和评论文，以为这位曾称我为“老友”的美国思想家做一初步思想总结。然而，偏偏是这位与我公私两方面一度过从较多的美国大哲学家，部分地因“心理原因”，竞使我一时难于拟文畅论，也只有留诸他日弥补了。

　　5月份到普林斯顿后遇到先我而来的兰州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徐女士。徐君出身中西女中，英文口语颇佳，并为美学爱好者，与贺麟教授关系密切。罗蒂曾为她争取到半年美方基金。1983年3月，罗蒂曾安派我与她在美西哲学大会的一个小会上担任主讲，我的讲题是“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徐君讲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徐君不久归国后并曾在我家暂住，以继续其调往哲学所的努力，贺麟似乎为其主要推荐人。徐君曾向贺介绍过罗蒂，并曾商议约罗蒂来华访问而未果。1984年我回国后不久，社科院外事活动政策有所变革，开放了国外学者自费访问的办法，鼓励中外学术交流。我遂推荐罗蒂来访。院所批准了罗蒂夫妇自费来访计划。罗蒂欣然接收条件，夫妇俩于是作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负责招待的客人，于1985年夏到达北京。我作为负责接待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制定了接待计划，包括安排罗蒂会见打算会晤的中国学者，主要是钱钟书和贺麟。钱婉拒了会晤，在给我的覆信中谦称自己“失去了向罗蒂请教的机会”，贺麟作为与罗蒂有过间接通信联系的友人，答应参加我们安排的一些活动。在准备接待的过程中，我也问讯了国内有关罗蒂名著《哲学和自然之镜》的组译情况。在传说的若干翻译计划中，徐君承译的部分试稿，已由贺麟推荐到商务去了。我于是询问徐君是否准备完成此项工作。徐君马上提出希望与我合译的要求。我当即婉拒，因为我不习惯与人合译。而且我心目中当然也知道，无论徐君还是贺麟都并不真正了解罗蒂理论细节。但是，按照我的处世原则，我当然尊重任何译者的意愿。虽然为了罗蒂考虑，我本来也应该判断一下译者的学术条件。不过，最初我的确没有承担此项工作的意思，只是打算告知罗蒂国内谁在准备翻译该书而已。随著与罗蒂夫妇接触渐多并了解到他们对此事的关切，以及了解到国内哲学界对罗蒂思想兴趣渐增的事实，我对此书中译工作的关心也有所增加。不过在我自己研究项目已颇为拥挤的日程表中，本来是没有承担此书译事的余地的。后来经我向商务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得悉，徐君的译稿不合要求，这样此书的翻译就没有落实下来。我于是再次问讯徐君意见，徐君告如我不同意合译，她也只好放弃了。同时，罗蒂夫人在进一步了解了情况之后，也恳切希望我承担翻译。在此情况下，我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组联系好，承担了此书的翻译工作。　　
　　
　　在京接待罗蒂夫妇过程中，除我参与陪同的几次外，还安排了徐君单独陪同学术活动（似乎是去北大那次）。罗蒂主讲那天，由我担任翻译（我预先译出稿子后，按段读译，因我并无即席翻译的能力），贺麟出席了讲演会。同时我特别安排了罗蒂夫妇往访贺麟夫妇的节目，以提供他们增加私人友谊的机会。贺麟是美国留学生，又是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当然应当邀请他参加相关活动。但是接待工作则与贺麟所在的西方哲学史室无关。当时我却感觉到，贺对此事的理解有些混淆，因为他对我说：是他最早企图邀请罗蒂的。我答称，他和徐君以西方哲学室名义提出的邀请计划没有成功，该计划并未实行，此次罗蒂访华是我们现外室安排的，罗蒂是我室的客人；当然，罗蒂也是我的专业对口（现代西方哲学）同行、是我作为访问学者的邀请人。如果他因徐君之介绍对罗蒂有兴趣，完全可以单独与罗蒂交往，此次在京亦会给予各种方便。但这一切并非因为他和徐君一年前试图邀请未成功而具有某种以非正规方式介入接待的“权利”。况且，我渐渐了解到，他似乎也并无什么多参与学术交流的意愿，而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表示他在参与“主持”接待工作，具体来说，则是希望徐君代表他正式参加接待任务。我在向科研处反映此提议后，遭到拒绝，因为徐君并非哲学所人员。但我因了解徐君与罗蒂的不一般关系以及她曾通过贺麟打算邀请罗蒂的背景，仍然认为应该以半私人方式增加他们联系的机会。（我当时私忖也许他们有什么合作计划打算和罗蒂单独商议，如确，大可以单独通信联系。当然作为负责安排来访节目者之一，我也会给予任何打算和罗蒂单独见面的人以接触机会。如有人要求他写推荐信、邀请信等等。在北京和上海都如此。有好几位青年就是这样日后与罗蒂建立了较紧密的学术联系纽带。贺麟和徐本来认识罗蒂，似乎并不须通过他室的交流计划来增加彼此联系。）　　
　　
　　在此情况下，突然发生了戏剧性一幕。某日上午，贺麟到所参加学术委员会的评级工作。我因访美两年错过了上次高研职称评定，这次正好补评。贺麟叫人要我去会议室谈话。贺见我后，一反往常的客气态度，以“严肃”口气对我交待了两点：1。“今后，罗蒂走到哪里，徐也就到哪里”（这是他的原话，因风格特别，我遂牢牢记住）；2。要求我和徐君合译《哲学和自然之镜》，理由是因徐君已动手翻译了。我听后，按我的脾气，本来可能不顾辈份而立即加以驳斥，因为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利用职权来表达某种“胁迫意图”，何况如此无礼的要求！但那次我到底克制了情绪，知道事出有因，他们把罗蒂来访一事看成了与自己的“权益”相关。况且罗蒂也的确希望与中国名哲学家交往，尽管老一辈留学学者的知识已经全然老化。但是他们的资历在，声望在，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打压，另一方面也按照级别被长期供养着。这些老知识分子无不以此官方认定的级别为傲。（如果先被高抬，并已习惯于新阶层中的特权地位〔49年前则难以享此特权，请读者记住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这个“矛盾特点”〕，之后又被“打翻在地”，就会特别受不了，“情绪后遗症”会特别严重。而此过程的前、后件之间的关联，则少为人提及。）有趣的是：1。为什么贺不直接向所领导商议，然后由所领导交待我执行？2。学术委员会主任不算所领导，贺的行政职务是室主任，但他用含混的身份与我个人交涉，不知道是以私谊还是以公务？而以公以私，他都并不具备条件与我谈此事。我直接的情绪反应是：杜老如在位，你能如此言行么？（家父在任何类似情况中会有此类言行么？）但是，贺的言行的确有“合理”的一面，他的学委会主任衔及其当天的角色，在此时此刻恰可成为此次谈话的必要“前提”（或context）。我主观上感觉到此“前提”的存在（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而不是有意安排的“巧合”。但我有理由在当时须充分估计“一切可能性”。那些后来想方设法让我不得升级者如果能连起码的“高研”都让我无得，我的国外学术交流机会必然进一步大减。身处此境，能不慎乎！），只因为：1。杜老不在其位了（如果杜任之仍然是室主任，我敢断定，贺就决不会显露出此类积极性了）；2。贺的态度突然变化。3。评级会马上开始。我想到职称评议马上开始，假如他突然说出：“他连大学还没毕业，还是再考验一段时间吧”，必定会得到不少人附和，而杜任之不在，谁会替我说话呢？。我的利害感马上助我克制了情绪，转而设法折衷解决。于是首先再次重申，只要所里同意，徐君当然可以参加任何活动，但他应当和所领导谈，而不是和我这个执行者谈（贺以学术委员会主任之尊，不向所领导建言，而以私人方式找我安排，这种“走小道”的方法选择之“姿态学”含义，确实也使我不快）；关于合译，我当然照旧拒绝，并只好不客气地说，徐君并非哲学出身，罗蒂该书涉及的大量现代分析哲学内容更是徐君较少了解的，不可能仅因英文口语好就有条件承担翻译。但是，作为弥补，我提议由我以贺麟名义代为撰写序言一篇。不想贺听毕马上同意，并转愠为喜。一场“危机”也随之化解。我的“代价”不过是写一篇文章而已，不想对方竟然马上接受了。结果倒是“委屈”了徐君。我又表示同意在译序中提到几位（似乎南北一共有三位宣称已开始译此书）试译过此名著稿子的名字，以介绍他们已做出的努力。（后来我在译序中提到的几个名字均被甘阳自行删除了）。　　
　　
　　如果没有此次谈话，我不仅不会主动安排此代写序言之事（虽然罗蒂、出版社都会愿意有贺序。），也不会主动欢迎贺序。因为我一清二楚，贺麟和当时哲学所的老专家们对现代哲学理路了解十分有限。现代哲学书刊也是相当多看不懂的。但是如果需要有一篇名人序，我倒也宁肯由我自己代写（为此倒也需感谢贺没有安排别人为他写此序）。我关心的是内容的适当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身份，使他们有时不免言行失宜。正是这个曾经使他们吃尽苦头的旧系统，也是把他们一下子从49年前的普通知识分子“拔高”到等级制度高层的根源。他们也因此提拔而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识。加以意识形态管制趋严，中央地区的高级人文知识分子突然成为垄断资讯的“独享者”。地位、名气、资源的特权享有身份，是旧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另外一个侧面。　　
　　
　　贺麟为家父旧识。我自协助杜任之编写《现代著名哲学家述评》以来，多次因工作关系访问一些老专家，特别是贺麟和洪谦。一次贺曾问我究竟该如何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因为他在翻译《精神现象学》时曾经提到过胡塞尔的现象学。当然，他关心的不仅是“唯物唯心”问题，而是在新时期到来后，应该如何调整先前的知识性判断。他并送我一册他的49年前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讲演集再版。我后来同意为他撰写序言后，也考虑到可以把他当作中国的美国哲学研究代表，以促进中美哲学继续交流。这样我还是认真替他写了这篇序。一年后，该书出版（我将该书从社科转到三联，条件是一年内出版。三联基本做到了）贺麟序文并受到三联丛书主编甘阳的称赞。三联虽然知道序言为我所写，还是对此序言付给了特优稿费。贺麟收到稿费后，由夫人给我往办公室来电话，说贺先生打算把此稿费转给我。我推辞之后，他们也就收下了。自然，（故事的另一面是）我也知道，罗蒂本人也非常希望增加一篇以贺麟为名义的序言。罗蒂是一位特别重视知名度的哲学家。在知我以一日数千字定稿速度赶译此书时，时在柏林国际科学研究所客座一年的罗蒂告我，他已主动向研究所推荐了我。不久我通过德国符号学界的关系到达柏林后，最终却并未获得该研究所邀请。但是我在德国符号学、汉学、哲学等领域独立找到了学术研究项目，开始了人生另一个学术阶段。从此以后，我和罗蒂夫妇的学术与家庭友谊继续，而学术思想方面却渐行渐远。1993年我按照德国研究计划访问美国时，曾在罗蒂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附近的家中小住。来美前罗蒂曾问我可否在哲学系做一讲演，我说愿讲符号学。他犹豫道：此处无人关心符号学。后来在他家中卧室小书架上发现了几本符号学书籍（主要是艾柯的），我于是反问道；你也研究符号学？他对此问未答一语，我颇感诧异。当然，在美国，人们说的符号学和我所说的符号学相当不一样。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对于符号学，美国人的气质似乎不大能投入。美国实用主义性格，其实与符号学式思维距离甚大，虽然他们有由皮尔士、莫理斯、西比奥克等代表的美国符号学学派。　　
　　
　　大约在1997年初夏的德国，罗蒂夫人某晚突然要我坦言对名气不断增长的其夫罗蒂哲学的看法，结果我的“坦言”遂使得玛丽最终确信我与罗蒂的实质学术联系难以维持了（西方人不懂得“朱陆异同”之意，更不懂得“诤友”之深意）。美国教授怎么可能积极支持学术上的“非我族类”呢？（玛丽与我谈话的目的是想客观估计一下，罗蒂究竟有无可能为我在美进行推荐。希望我与其夫在学术上靠拢以维持彼此的“历史性”友谊，不时溢于言表）十分巧合，我在湾区落脚后不久，罗蒂即迁至斯坦福大学，与我可谓“近邻”，其后“因相互需要”他还安排我为名义上的访问学者一年（无资助而有借书证），但他从未再邀请我去他的家中做客（他不仅了解到彼此思想的差距，也对我们之间的“尴尬关系”感到犹豫：“中国学界知道李为罗蒂名著译者，而李个人的思想却是另外一套”）。玛丽对此关系的变化了然于心，她只有不断向我表示非常愿意为我提供改善英文论文的帮助，如果某编辑部在要求论文被native speaker润色的话（我因与罗蒂关系后来尴尬，而不大情愿多依赖罗蒂夫人的善意。甚至于当初拒绝了她多次表示打算义务为我改两卷英文书稿的建议。幸好后来我争取到了一笔英文编辑费，解决了英文著作出版问题。巧的是，在波鸿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那位美籍改稿人，也是罗蒂早先的学生。后来经我推荐，罗蒂从荷兰来波鸿讲演时，即由其担任翻译）如今贺麟和罗蒂均已先后作古。而有关哲学家究竟该如何“做哲学”和如何待人接物的问题，却不时仍会浮现心头。　　
　　
　　当我决定代贺麟教授撰写序言后，“脑筋”换了一档，开始从如何通过此书的出版以促进中美哲学和人文学术交流的角度来规划译事。这样，有哲学名流贺麟的大名，肯定会增加此译本的影响力。那么，当初如果没有贺麟在评级会当天的“召见”，我是否也会愿意有他这样一篇文章加入呢？前面已说，肯定不会！首先，他以及当时哲学所的一些老研究员，对新学新知了解甚少。我当然也深知中国学界的“封建主义”传统：不问真才实学，只问知名度和资历，结果官定的“老专家”，不懂也算懂。无“加持”的后进之辈，则懂也算不懂（旧时期的这种学术封建主义，到头来损害的是上层人自己，因为各级上层人士的就学子弟〔他们的前程肯定更富机会〕，从小就也得为此系统化的名实不符之资讯歪曲制度，浪费大量“自己人”的青春时间。传说当初捷克一些高官偷偷将子弟送到被管制的现象学家处学文史。这是另一种“特权”的反讽式享用）。但是，我这么一个性格的人会买这个账么？除了学术上和实用上无此必要外，我当时是否因对这些“大学者”怀有某种崇拜心理而希望借助他们的名气风范呢？也不会。因为几十年来我对中国老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看得太多了，可以说对他们“失望透顶”。特别是“哲学家”。哲学家本来应该是民族和时代的前导和精神支柱，结果，百年来，他们做了些什么？（至于那些不务本业，避重就轻，将“以政养学”当作“公共知识分子”者，则是现代民族知识分子生态中的另一道风景线！）当然不仅中国，外国亦然。最让人失望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哲学家（实际上是“哲学话语运作者”而已）。　　
　　
　　实际上，罗蒂学术在我当时的项目次序表上是比较靠后的。进单位后的几年来也渐渐看惯一些老知识分子多心安理得地借助年轻人来“发挥余热”（早年失教的年轻人也配合不遗余力。这就是80年代学术人际关系的形态，此历史性学术形态，结果大大影响了其后学术界的格局和方向）。如果是出于同事情谊而伸援手，我并非落后于人者。而变相“施压”，则是另一回事。新旧时期交替的80年代，其实这类现象也是自然的。当然，按照当时“哲学所风格”，这当然也是“小事一桩”。对于当时哲学所的尊贵人大代表研究员来说，如此“小节”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学人之间的行事风格区别。有对常人不重要、而对哲学家却极重要的事情：心迹之端。外在行为选择及其“口实”，并不一定都重要。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不重要？为什么孔子要说“戒之在得”呢？这个“得”字，亦大有关乎学术方向，读者知否？再说一遍（不必因有人蓄意攻击亿往叙实宗旨而避言心术真实）：人己之间的态度学，这才是今日仁学的要义。几十年来，不分在上者还是在下者，由于生存于同一系统中，也就难以避免染有此旧时期系统的“共性”，这并不会因为你在某次运动中偶然处于“攻人位”、在某次运动中又偶然处于“被攻位”，就会在分享此共性的机会方面有所不同。虽然在同一旧时期的hierarchy 中各人位势高低不同，而同“属于”此“历史社会hierarchy”，则是无法泯除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