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认为,缺乏可读性的党史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的眼球了。(信息时报/图;黄亦民/摄)
念初中的时候,他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是毛泽东;
高中时,他就入了党;
1959年,他和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看见毛泽东挥手致意;
工作后,毛泽东的历史成为他最感兴趣的部分;
退休后,他花了5年时间重走长征路,重读80多年党史中最感天动地的篇章;
至今,他研究党史近30年,接触了许多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神秘文件,但连家里人都无法从他嘴里抠出丁点历史秘料……
他就是本期主角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
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应《羊城讲堂》之约,从北京来到广州,准备周六在广州图书馆开讲《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昨日,石仲泉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旁枝错节的东西我不太关心,一些历史资料当然是对家人也不会说的。”
信息时报:您的一生都致力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能从您的个人角度谈谈感受吗?
石仲泉: 我很崇拜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念初中,我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是他。后来进入大学学习哲学,研究生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以后和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的历史成为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我选择毛泽东作为研究方向,不是党安排的工作,是我自主的选择。
信息时报:您见过毛泽东吗?
石仲泉:没有近距离的接触机会,但在公众场合有幸见过。1959年的时候,大学生经常会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接受毛主席接见,当时我也是其中一员,看到毛泽东向年轻学生们挥手致意。我真正了解毛泽东,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机会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起草。
信息时报:会接触到很多绝密的历史资料吧?这在普通人看来很神秘。
石仲泉:这个是工作的需要。我在高中时候就入党了,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自然会遵守纪律,查资料也只看和研究方向有关的内容,旁枝错节的东西我不太关心,一些历史资料当然是对家人也不会说的。
信息时报:您和您的同事们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在当时来说是很大胆的,有没有受到过压力?
石仲泉: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毛泽东是个复杂的人,有功有过,功绝对大于过。他缔造了一个新中国,创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理论,塑造了一个目前具有先进性的、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政党。仅此三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历史名人的排行榜上就能位居前列。恰如邓小平的评价:“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将在黑暗中继续摸索。”毛泽东后期犯了一些错误,这些不用隐瞒、护短,真实的评价是无害的。1987年我在汕头大学首次提出对毛泽东客观全面的评价,当时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得到的多数是掌声,因为这些都基于实事求是的基础,是符合哲学逻辑,我自信能让人心服口服。
“用讲水浒、三国故事来讲哲学,效果一定比僵硬地讲概念好得多。”
信息时报:您不仅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涉及他的生活各方面。有关毛泽东读书经验,您有些什么个人见解?
石仲泉:毛泽东读书“多”而“活”,真正的是手不释卷。他在中南海书架超过10个,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书房,抢救的时候还没放下书本,他读书涉猎广泛,在秘书的帮助下他晚年坚持读外文作品。文学作品最爱读《红楼梦》,他当作艺术品研读了至少5遍以上,哲学书籍爱读列宁,杂文爱读鲁迅,当然历史书也是他的最爱。毛泽东最厉害的是读书能做到真正的举一反三,非常有灵性、悟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注重读“无字之书”,重视社会调查。
信息时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读书,尤其是理论书籍缺少热情,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石仲泉:无论在哪个时代,人都应该学习哲学,因为这是“聪明学”。领导干部多掌握辩证哲学观念,就会少些片面、眼光短浅的错误决策;普通国民学习哲学,才能建设和谐社会,大款读了书他就会想到扶贫和慈善了。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在学校接受书本教育,但是很难入脑入耳,只是被动地死记硬背,这是教育方法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用历史故事、情感故事来吸引年轻读者,用讲水浒、三国故事来讲哲学,效果一定会比僵硬地讲概念要好得多。
“‘恶搞’经典是因为以前的一些东西太片面了,绝对化到别人不相信,甚至出现信仰危机,比如当干部讲的和做的不一致,老百姓觉得不可信,就想要颠覆。”
信息时报:您想过用《百家讲坛》这种形式来讲毛泽东思想吗?
石仲泉:我觉得易中天《品三国》的方法就很好,把历史讲活了,说明他把书读活了,这点有毛泽东那个本事。其实我们党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用过这样的方法向干部们讲历史、哲学。完全可以尝试这条路子去普及毛泽东的思想,讲述他的哲学观点,这番事业很有可为,不一定会是我来做。
信息时报:您怎么评价《品三国》、《论语心得》?
石仲泉:我很欣赏。我觉得有些人不要非议,有本事你自己出来讲讲,批评别人很容易,但是真的要做出这个成果很难。要多些人补台,而不是拆台。有些人心理不平衡,抓住某样东西就只攻一点,不计其余,这实际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
信息时报:那您怎么看待那些颠覆经典的“恶搞”?
石仲泉:这很难去追究什么,而是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恶搞”。是因为以前的一些东西太片面了,绝对化到别人不相信,甚至出现信仰危机,比如当干部讲的和做的不一致,老百姓觉得不可信,就想要颠覆。但是经典毕竟是经典,不是想颠覆就能颠覆的,恶搞热潮有的是有驱动在里面,而归根到底是要加强党的教育,党员干部要先以身作则,先正身。
信息时报:有关毛泽东传记的书籍也有各种版本,您觉得读者应该怎么选择?您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写作意向?
石仲泉: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是各类版本的传记中比较全面、客观的,但是它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有的地方放不开,只能点到为止。很多读者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转而去找一些外国人写的版本,很多内容太过猎奇而且失实。这是因为读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是读者的错。我确实想过在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毛泽东评传》,把30年研究毛泽东的功夫、时间能凝结出一件作品。如果有机会写成,我自信我的这本书会和别人不一样。
“缺乏可读性的党史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的眼球了,应该要把概念形象化,而长征是80多年党史中最感天动地、最精彩的篇章。”
信息时报:为什么写这本书是个希望?您现在的研究精力还很旺盛啊。
石仲泉:我是给自己订了个20年的计划:退休之后断断续续花了5年多的时间去重走长征路,出版了《长征行》的第一册,还有三册还要写出来。
缺乏可读性的党史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的眼球了,应该要把概念形象化,而长征是80多年党史中最感天动地、最精彩的篇章。走长征路,也是我研究了近30年党史的一次圆梦,作为党史研究者,还没有第二个人去做这样的实践。
人物档案
姓名:石仲泉
籍贯:湖北省红安县
出生年月:1938年5月
母校:北京大学(1956年哲学系毕业,1961年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职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成就:著名的中共党史学
家,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著作主要是《我观毛泽东》、《长征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
(来源:信息时报;作者:游曼妮 穗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