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从北京到上海刮起了一股“耳朵、腋下认字”的风，又是登报纸，又是上电视，还要办杂志、成立研究会。我虽然不信，但是置若罔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车公庄看到了被宣扬耳朵认字的人称为“夺魁”的两姊妹弄虚作假的经过。我一说出来，便遭研究会(筹)头儿的围攻。无奈之下，我只得投书国家科委。1981年秋冬，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常务副主任的于光远，便把我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的人，借调到他身边，编写《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
　　在那些日日夜夜里，我领略了光远同志“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气概。因为盲目相信耳朵认字的人当中，有些人的政治地位比光远同志高。因此，很多人抱着回避的态度，就是一些丝毫不信耳朵认字的大科学家，也是背后反对，公开沉默。因此，当时开展反对耳朵认字的工作十分艰难，阻力甚大。
　　有人给于老写匿名信，扬言在于老做报告时将发功把于老推倒在讲坛上。有一位副部级干部，亲自给于老写信，诋毁于老身边坚决反对“耳朵认字”的人，企图削弱于老反对“耳朵认字”的力量。尤其好笑的是，当上面提到的一位“政治地位比光远同志高”的同志赶来祝贺于老从事学术活动50年的时候，于老还与他争辩了几句。我当时看了觉得于老有点过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人家是来祝贺你的，你就让他三分，有什么关系？可是，于老寸土不让。我当时马上想起：什么叫“君子和而不同”，从这两位“君子”身上突显了出来。

　　甘肃省政府于1984年邀请于老组团考察。于老在听了省里对基本情况的介绍以后，提出要下去。甘肃名胜很多，可去的地方有的是，光远同志却选择了自宋代以来就是“苦甲天下”的定西地区。谁都知道西藏的日照最多，殊不知，定西的日照比西藏更多。有的地方一年365天不下雨，有的地方曾有过十年不下滴雨的记录。有时看到乌云下来了，农民会跑出来欢呼，以为有甘霖降临，哪知雨水快落到地面时就被蒸发光了，空欢喜一场。当时的定西很穷。光远同志正是奔着这个“穷”字，带我们去了定西“治穷”的。
　　在定西，他去了好多农民家里。于老看见农民喝的水很脏，心情沉重，平时爱讲话的他半天不语。于老看见农民家家没有橱柜，全家人的全部衣服就挂在一根只有三四尺长的绳子上，他眼圈顿时红了起来。于老是走到哪里笑到哪里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落泪。于老带领我们认真讨论了“坎儿井”的改造问题，如何蓄水，如何防止水分蒸发。他反复思考种草的问题。草有多种，种什么草最好，什么地方种什么草最有利于保持水土。他还讨论了引黄河水灌溉的问题。他一口气为《甘肃日报》连续写了近十篇文章。光远同志知识渊博，既从经济学上讲，又从社会学上讲，既从社会科学上讲，又从自然科学上讲，富有震撼力、穿透力。
　　鉴于他对甘肃的开发拿出了整套方案，甘肃省政府聘请他为顾问。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也被聘为地区顾问。顾问有顾问费，于老分文不取，他只许我们接受定西赠送的梨，而且只许收一只梨。这使得定西方面很为难，他们只得挑选大个的梨送给我们。
　　现在定西大变样，应当说，有于老的一份贡献。

　　熟悉于老的都会知道，于老是一位没有娱乐的人。他自称大玩家，可他自己不玩。于老从不打麻将，从不进卡拉OK，也很少看戏。听过于老唱歌、看过于老跳舞的人，可能没有几个。可我就是有幸既听过于老唱新老版本的《东方红》、又看过于老扭秧歌的几个人之一。
　　那大概是1986年，有关方面为了上三峡工程，准备成立三峡省。三峡省筹备处邀请于老带队考察，意思是支持三峡电站上马。当时同去的有21个人。我记得有地质部长孙大光，还有农业部一位副部长、水电部一位副部长以及几位司长等。
　　我们一行人，可以说个个都是怀着支持三峡电站的出发点去三峡的。没想到调查结束时，在21个人当中没有一人赞成电站上马。主要理由是：建大电站，水位提高，更容易引起山体滑坡。其实可以在三峡附近的支流上建几个中型电站，发电量与大电站相同，且资金可省去一半。出于上述种种考虑，大家不约而同地不赞成电站上马。不赞成电站上马，也就是不赞成成立三峡省———这与邀请者的初衷是相悖的。
　　气氛有点紧张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缓和气氛，还是兴致来了，由于老、孙老带头，大家在船头自娱自乐起来。于老边跳边拿条毛巾把头包起来，酷像陕北妇女，逗得考察组和三峡省筹备处的领导笑得前仰后合。如果在耳朵认字问题上于老与几位大人物是和而不同的话，在三峡，因为有于老寓理于情，以理服人，邀请方与被邀请方做到了“乐”而不同。
　　（来源：《上海滩》2006年第12期，作者：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