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年过九旬，但记忆力非常好、思维敏捷，自己认为“脑子越来越锋利”，最近自命大号 “四半老人”，正在思考哲学问题。

　　8月6日是我国当代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94岁华诞。当天下午，中国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为季先生的寿辰送来一份贺礼 。在季先生生日前后，各方面的人士去医院看望了他。记者没有随同前去， 只是在之后采访了汤一介先生、季老的学生《季羡林传》的作者蔡德贵教授及季老的高足钱文忠教授等，通过他们的讲述，读者可以了解到季老最近的状况，了解到他虽年过九旬，但记忆力非常好、思维敏捷，自己认为“脑子越来越锋利”；了解到季先生最近自命大号“四半老人”，最近正在思考哲学问题；了解到有一位放弃去美国定居机会、不畏“恶老太”称呼的老邻居李老师担任季老助手并照顾他……大家可以一同走近季羡林先生，了解这位年过九旬的大师平凡但精彩的人生。

　　汤一介回忆：近者悦，远者来

　　在季羡林研究所揭牌仪式上，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汤一介教授在会上深情回忆了与季羡林的友谊。季羡林先生1946年回国，有很多事情是与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联系在一起的。他被聘为北大教授，就是汤用彤、胡适和傅斯年三位先生联名发的聘书。季老非常崇敬汤用彤，称汤用彤先生是自己的知己，并非常遗憾没有成为汤用彤的及门弟子。汤一介先生从为人和为学两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季先生，在为学方面，汤一介用了《论语》上的一句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说季先生在晚年完成了《糖史》，为了完成这部书，七八十岁的他每天都到图书馆去找书。季先生在自己90岁高龄的时候组织编写《中国佛教史》（14卷）。过去的佛教史都是分开来写的，而季先生组织编写的这部书第一次把现在我国境内的各种不同的佛教都包含在内了，同时也包含汉地佛教传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历史。第一个完稿的也是季先生。汤一介还说季先生治学态度严谨，教出了非常多的弟子，他希望季先生的弟子们能把季先生的有些方面的研究结果接下来，认真研究和继承季先生的传统。在为人方面，汤一介先生也引用了《论语》上的一句话来概括：近者悦，远者来。他说作为季羡林先生同一个楼上的邻居，季先生没有住进医院以前，常常碰上。遇上季羡林先生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季先生高兴。季先生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爱祖国、爱祖国的文化。希望自己的祖国有非常好的发展。在季先生身上确实有身心平和的气象。汤一介说，有很多人来季先生家里、季先生每天都收到大量来信，很多人都非常仰慕季老，这说明季老平易近人，跟大家有非常好的相处，季先生给大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跟季先生住在一个楼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另外，汤一介还为研究所的成立提出自己的建议。汤一介认为研究所应该广泛收集季先生的材料，同时多做一些访问记录。另外，因为季先生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因此研究要从多方面入手。汤一介说，眼下季老年事已高，身体免疫能力较弱，正在301医院疗养，尽管如此，他依然每天坚持写作，写作速度每日大约四五百字，最近他在写关于泰山的文章，过些日子将可能结集出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原副校长郝斌说，北大的师生们都将季老看成是北大的“镇校之宝”。

　　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中央党校的王杰教授近日也去看望了季先生。他与季老有过三次的会面。他向记者介绍说，季羡林先生是学界泰斗，20世纪60年代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国宝”。他所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多方面，所通语言近十种，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所出版的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语言学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所出版的散文则平实质朴，充满了真情实感，拥有众多读者，一版再版。近几年他又改变了过去不喜欢义理的习惯，喜欢起义理来，而且撰写了几篇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季先生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记者了解到，7月29日上午温总理去看望季老时，季老思维敏捷，反应灵敏，说自己正在写关于泰山的文章《泰山颂》，并给温总理朗诵了《泰山颂》的前两句：上连九天，吞吐日月。这是近年来温总理第二次来医院看望季老，上次是2003年教师节前夕。据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介绍，季羡林在1934年第一次登泰山，对泰山有很深厚的感情，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泰山》请他写个序，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在序言中，他说：泰山可以用“雄伟博大”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把泰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认为具体地讲爱国主义，比讲空话好多了。一个中国人看了泰山而不爱这个国家的人恐怕很少。蔡老师说季老每天都坚持写作，经常写点散文，也写学术文章。老人一点都闲不住，说“自己的脑子越来越锋利了”。蔡老师还向记者透露说，现在人们给季先生祝寿的生日是1911年8月6日。实际上季羡林自己说应该是8月2日，因为阴阳历换算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笔误，写成了8月6日，之后就以8月6日为生日，结果使他“在世界上少活了4天”。

　　在住进医院之前，每天凌晨4点的时候，季先生就起床，简简单单洗把脸，就坐到了自己的第一张书桌前，开始了他的一天工作的第一个时段。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中外文书刊、杂志，夹书的纸条、各种废旧信封，他早饭以前在这张书桌上完成他的第一篇“作业”；早饭之后进入第二时段的工作，在第二张书桌上完成另一份“作业”；而晚饭后，他习惯在第三张书桌上工作。他习惯在写作一篇学术论文的同时，去进行一个翻译项目。先生自认自己有一个习惯，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这样新“磨”的脑筋来思考问题，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蔡德贵讲述：油旋的故事及其他

　　作为季老的学生，山东大学的蔡德贵教授自1995年开始写《季羡林传》以来，常常来往于济南和北京之间，多次拜访季羡林。他最近在8月4日和8月7日两次探望了季老。第一次是给季老送来他平生最爱吃的油旋。油旋是济南的一种传统精细风味小吃，样子有点像螺丝旋，就是用油、盐、葱花等加工而成的一种面食。记者了解到，在季先生吃过的食品里，他认为好吃的东西有两种，一是台湾抓饼，一是济南油旋。而油旋是先生最愿意吃的，这是因为小时候取得了好成绩，叔父奖励他的就是这种食品。给一个油旋，先生就非常知足了。季先生曾说，“油旋就是好吃，那股葱花的香味，再加上又软又酥又香，确实是好吃，可惜北京没有卖的，如果有，肯定畅销。”

　　说起油旋，有许多的故事。蔡老师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因为季老很喜欢吃油旋，所以蔡老师每次去看望他总会给他带些过来。久而久之，济南大观园西边纬三路做油旋的张师傅就知道蔡老师买油旋是为季老买的了。有一次他问蔡老师能否想办法请季老给题个字，没想到李老师将这事跟季老一说，季老非常高兴地答应了。2002年10月14日那天，蔡老师没有在意恰巧碰上重阳节，在301医院住了46天的季老于9月底回家了。得到先生的助手李玉洁的“恩准”，蔡老师去探拜了季老。去取季老专门为济南大观园西边纬三路做油旋的张师傅字号题写的“软酥香油旋张”匾额。蔡老师说季先生好久没写这么大的字了，四开的纸写了两行。这次去拜访先生，蔡老师特意为先生带去一点儿济南名吃油旋。回到家的季老百感交集地说，“现在回家了，又可以吃到油旋了。”

　　蔡老师说，有两件事说明季老的记忆力仍然非常好，反应很敏锐。一件是8月7日那天，中国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集体给季老祝寿，送去一个1.5米高的大花篮，敬祝他“寿过期颐，茶寿必至”，同时给他送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传》和赶在8月6日生日以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择善而从——季羡林师友录》。季老一看到季羡林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先生后，马上就认了出来，说2001年山大在北京庆祝《文史哲》创刊50周年活动时见过，而且记得名字是正确的“正”，昌盛的“昌”。另一件事就是去拜寿的人给季老看了研究所成立时揭牌仪式的照片，虽然照片不是很清楚，但季老只看了一眼研究所的铜牌上的字，就说“是王元化先生的字”。

　　蔡老师说还有两件事也说明季老反应敏锐。8月4日来北京时，他想吃济南的锅饼了，蔡老师来给他带了两块。因李玉洁老师和护士怕锅饼两边太硬了，就将中间的一些给他。结果季老一吃就说，“好像吃得不是原味的，两边硬的跑哪儿去了？”吃完了，季老还要吃，李老师说，“蔡德贵带的就这一点儿，他太抠门了，没有其他的了”。季老马上反驳，“别冤枉人家了！我看见了，人家带了两大块！”

　　还有一件事就是臧克家老人在2004年去世，最近因为要为臧老举办庆祝百年诞辰的活动，臧老的夫人郑曼女士托李玉洁老师转达，请季老给臧老写篇回忆的东西。季老和臧老从1934年开始相交，两人相知70年，为友70年，感情非常深厚。在臧老在世时，基本都是每年春节季老从北大去臧老那看望他，有时候住一晚上再走。当李老师跟季老将郑曼女士的请求一说，没想到季老马上说，“都写好了，你从那堆材料里翻翻。题目是《回忆挚友臧克家》”。当李老师很诧异地问他怎么得知此事的，季老说，“你们瞒我干吗？都99岁的人走了，应该是大喜。我是看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报》上有一篇臧老的侄子写的回忆文章，知道是臧老走了，所以文章早就写好了。”原来是李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怕季老知道臧老走了的事后伤心，所以没敢告诉他，并把相关报道的报纸也都藏起来了，没想到还是没有瞒过季老。

　　钱文忠透露：“四半老人”的哲学思考

　　在季先生的诸多弟子中，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钱文忠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是季先生的弟子中惟一一个学士论文、硕士论文都由季先生指导的，这是钱教授的荣耀。记者有幸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钱教授。钱教授回上海后，记者与他通了无数次电话，尽管每次钱先生都在去外地开会的路上和正在开会，记者还是在他百忙中采访了他。

　　在钱文忠8年的求学期间，除了1987~1988年曾在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历史学院留学，其余7年均追随在季先生左右。季先生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后，每年8月初季先生生日之前，钱教授都会提前来到北京，与季先生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长谈。钱先生说，一个小时时间对老爷子来说就已经很长了。这种待遇应该是来访者的最高待遇了。今年的8月5号下午3点半，钱教授又见到了季先生。钱教授介绍说季先生是个非常朴实的人，照例与他拉了些家常，问了一下家里太太怎么样、孩子怎么样，最近看些什么书，写点什么。而且钱教授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季先生一个最新的思考。他说季老最近在思考哲学问题，季先生说出了令钱教授至今仍在思考其含义的问题。可能季先生正在对哲学这个概念和哲学这个学科作某种思考。季先生说，现在中国有哲学家而无哲学，有哲学而无见解。钱教授说，“这个话很难理解，我还在思考。季先生说这句话前后看起来似乎矛盾。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可见他正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可能认为现在中国摆出哲学家架式的或自称为哲学家的很多，但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他表示很怀疑，那是没有哲学了。第二句话应该分开讲，市面上现在有各种各样学说、理论，打着哲学的招牌。但季先生认为它们是把问题越说越乱、越说越糊涂。里面根本就没有比较有新意的、比较独特的、比较有价值的见解。老爷子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个话比较有意思。这是他最新的一个思考。”

　　钱教授还向记者介绍说，季羡林身体状况非常好，除了行走方面不太方便，因为年纪毕竟大了，但是脑子非常清楚，思路极其清晰，目光还是非常清澈，他给自己起了个非常有意思的号，自称自己为“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这虽然也是开玩笑，但能看出他应该是非常乐观。老人家说自己活到一百岁是有信心的。这令大家都非常高兴。季羡林常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08岁，108岁是茶寿。钱教授说季老基本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看的不是很多，主要是助手李玉洁老师在给他念。李老师是个有心人，她有时候会故意把许多古诗词念错，结果老爷子一下就听出来了，其实这是李老师一种非常用心的作法，这样可以激发老人的记忆力。对老人的记忆力不断地给予一种刺激，对老人家的脑筋有好处。老人家都能反应过来，李老师说有些诗词她是故意挑的，相当冷僻，但季羡林都有记忆，说明季羡林当年的根底相当深厚。

　　钱教授还特意跟记者提到，最近《东方早报》（8月16日）提到有学者说不赞成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这个观点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他把国学看得太狭隘了。钱教授说，他的观点是季羡林绝对称得上是国学大师，因为一是以前传统国学的许多重大领域季羡林都涉及到了。二是经过拓展的新的国学更不光是涉及了而且还参与开拓了。怎么不可以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呢？

　　当记者问季老是否看电视时，钱教授说看得很少，因为对他眼睛不好。钱教授说季羡林的起居跟过去有点变化，现在不像过去起床那么早了，以前都是凌晨四点起床，现在稍晚一点，但他睡得很早。

　　幕后的故事：“恶老太”是功臣

　　记者了解到，在季老的师友中，对季老晚年帮助最大的是人们戏称“恶老太”的李玉洁老师。在记者的采访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多次提到了她。可能人们对她的了解远不如对其他师友的了解，她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人。记者了解到，李玉洁完全是为了季老的身体健康着想而“得罪”了一些朋友和季老的学生们。

　　蔡老师对记者介绍说，李玉洁老师的老伴是朝鲜语的权威杨通芳教授，解放前在上海时曾在关键时刻帮过一位韩国总统的高级顾问金俊烨，当时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给了他吃。有一段时间杨教授因此事被定为“特务”。那时季老为东语系系主任，认为证据不足，所以不能定为特务，这样就等于保护了杨教授。李老师和杨教授一家对季老都非常感激。院系调整时北大的老师们搬家到蓝旗营的时候，他们两家又住对门，这样两家有50多年的交情。1995年以后，季老先后失去了自己的三位亲人。近几年，季羡林先生因醉心创作，对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并不很在意，几近失明以后，又连连受着多种疾病的困扰。李玉洁老师看到这种情况，毅然放弃了去美国定居的机会，天天到季羡林家去“打工”，为他操持吃和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她是一个不取分文的“义工”。季羡林感觉到她“不是亲属，胜似亲属”。

　　蔡老师对记者说，尽管对她“拦驾大使”的一面感触颇深，但还是非常敬佩李老师。原来蔡老师在开始撰写《季羡林传》的时候，在与季羡林汇报写作提纲以前，多次到先生家里去。有一次季羡林让李玉洁老师代他请蔡老师吃饭。李老师带蔡老师在北大勺园餐厅吃饭。蔡老师回忆起来仍是印象深刻，“那是我第一次与她见面，有一种生疏感和距离感，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李玉洁老师叫了几个菜，落座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一句话把自己几乎打了个闷棍，不知东南西北。待稍做沉静之后，我才作了回答。我说：‘李老师，我确实没有资格写《季羡林传》。北大有很多人比我更了解季老，他们最有资格写。但是季羡林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我觉得我对季羡林可能更为了解他的文化背景，对他有一种深厚的乡情，可能可以写好《季羡林传》。’后来，《季羡林传》出版后，她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算是让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1999年3~4月间，季羡林应释圣严法师之邀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李玉洁老师陪同，特意买了十几本《季羡林传》送给台湾的朋友们。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放心了。”

　　季老自2003年2月底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除了很特殊的情况要回北大参加一些不得不参加的重要活动以外，他全部时间都住在医院里。记者了解到，自2003年2月底以来。李玉洁老师只特准了两次例外，允许进去探视先生。实际上，她真是有一番良苦用心，有自己无法言说的苦衷。蔡德贵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她为季老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2002年夏季，由于皮肤病导致的并发症，季老曾一度病重，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李玉洁天天在医院里陪着。她个子高，有一米七多，睡在一张窄小的行军床上，经常会掉下来，摔得身上疼痛。自2003年3月季羡林在解放军总医院做手术，李玉洁又是一陪就是一年又几个月，一直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她也是一个77岁的老人了，虽然身体很好，但是毕竟不是年轻人了。她从行军床上摔下来两次，把腿都摔坏了。对此季羡林心中的感谢是永远铭记的。

　　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打交道……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而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千禧文存》，第185-186页）

　　蔡德贵说，晚年的季老多亏有李玉洁老师这样的热心人来帮忙，使季老节省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用以搞科学研究，或者写出优美的散文。这哪是恶老太？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有功之臣。当记者问蔡老师有没有李老师和大家的合影时，蔡老师说，只要是看望季老的人进去后，李老师都是闪在门后，从来没抢过镜头，反而，她把季老所有的历史照片和资料及珍贵物品都收藏得好好的。因为季老在遗嘱中，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捐给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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