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因爱读书而终以出书为业的朋友总说“阅读即存在”，这或许是他出于职业热爱的一己之见，但一个时代的“阅读史”确实见证了一个时代知识、心灵和思想的“存在”。摆脱“文革”那种几可说“阅读即犯罪”的年代已近三十年，这是一代人的时光。三十年阅读史，即一代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史。

　　从1978秋到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合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期大林时代、布哈林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功莫大焉。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当属匈牙利经济学科尔内，他的“短缺经济学”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口头禅。经过市场导向改革的短暂质疑后，中国在1992年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随着对海外经济学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奥尔森教授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从90年代中后期则取代科尔内成为“显学”。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他们的译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一直“长销”不衰。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有关社会思想著作开始爱到重视。80年代的“韦伯热”使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成为阅读热点。“法兰克福”学派也于此时在中国大规模“登陆”，《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逃避自由》等等都畅销一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9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义》、《道德的市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15种。而在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鲜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关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译出版。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争论却也十分难得。

　　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现代派”，我国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像，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法设法从零星的批评、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至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要说对一代人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不知是否“限制印数”），一些大学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甚至规定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曾令有关部门担心不已。他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萨特与“现代派”都是1983年“清污”的内容之一。）在萨特之后，佛洛伊德、尼采迅速联袂登场，由于几十年来对这二位实在没有研究，所以仓促间一些出版社或将港台出版的佛氏著作拿来印行（好在当时对“版权”并不重视）、或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应急需。不久，没有多少人读得懂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成为读书人的案上必备。虽然真懂海德格尔的委实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名言到现在已成为“小资”的符号，足见其“经久不衰”与影响广大。而与海氏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却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出现多个译本。宾克莱谈伦理学的《理想的冲突》不知摆在多少人的案边床头，至今仍不断再版。社会转型期也是利益调整期，社会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焦点，有关书籍也成为阅读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在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使学术界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从90年代到现在，福柯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考古》、《性史》、《规训与惩戒》赢得不同学科的大量读者。而中国学者，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确可用“独领风骚”形容，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对一代人的影响之深，后人恐难以想象。

　　在80年代引进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厥功至伟，同时标志中国新一代学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在求新求变的氛围中，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红极一时，一时竟有“开口不谈新三论，纵读诗书亦枉然”之势。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发行竟达数百万册。

　　在近三十年阅读中，海外华人学者占据了重要位置。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唐德刚的中国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海外“新儒学”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学”，渐已蔚为一时之盛。

　　8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地呼唤“输入新知”，经过一场巨大“风波”后，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传统文化成为爱国主义重要资源，从90年代起，“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不断，各种传统典籍一直热销。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其他各媒体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国学”被纳入爱国主义话语后，有关图书越来越多。

　　如果说传统文化本位论者从“传统”“前现代”角度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的话，从90年代起，随着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引入，其论者则从“学术前沿”、“后现代”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对启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质疑。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萨伊德的《东方学》殊为中国的“后学家”看重。

　　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许多人发现此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大都在数十年前引起过当时知识界激烈争论，由此开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在90年代渐成热点之一。有关胡适、徐志摩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及他们本人的旧作“层出不穷”，尤应一提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氏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最后二十年”竟引起广泛“社会关注”，恐为外人难以理解。顾准在文革中去逝，他留下的一些遗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却反响甚微。但跨入“新世纪”，思想界却突然“重新发现”顾准，甚至兴起一股“顾准热”，顾准遗著和有关顾准作品随之畅销。

　　“改革也是革命”，是利益调整，必然会有矛盾、冲突，会有不同观念的“交锋”，记录这一过程的《交锋》也引起了激烈争论。社会变革不能使道德随之有所变化，紧贴现实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自然引起读者关注。

　　三十年“阅读史”在某种程度上即三十年社会的“心路历程”，若“有心人”将这三十年图书的发行量、图书馆借书单、书店排行榜详加统计、分析、研究，对这段“心路历程”的“记录”将更精确，对我们理解自己、对后人理解我们，均大有裨益。

（作者：雷颐，来源：新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