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教授真多”，这是一位在中国几所大学进行短期讲学后的英国学者的感叹。对这位英国学者来说，中国大学教授、副教授之多简直不可思议。我作为陪同人员与翻译只得向他解释，中国大学的教师晋升体制与英国不同才造成这样的教授多的状态。其实我知道，不论是英国体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还是美国体制，获得大学教师的最高职位者——正教授都不可能象中国一些大学这样多。美国较多一点。英国大学体制下，教授是很少的。目前中国大学教授泛滥的局面已经成了一种国耻。一些大学已经发展到正教授占该系教师的一半以上，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高比例。本人尽管不才，也混了一个副教授，但在对外交流中，一般自称“faculty member”, 避免用“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由于经常参与国际交流，介绍中国同行时一般沿用美国的作法任何教师都统称教授，但最怕中国同行与西方大学的同行交换名片，因为交换名片时，有时中方人员几乎都是正教授，特别是一些学校领导。老外有时问起有些学校领导人是研究什么领域时，那些完全行政出身的“教授”领导自己尴尬，作为介绍者也尴尬。一些来自英国体制下的外藉教师对教授还是带有一定的尊重，工作时间长了，有时不避要找一些与他们研究领域相同的教授进行交流。但我们有些教授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更不要说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了，净在那里胡说。我认为，中国的教授不一定要英语好，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许多西方大学的教授也不懂外语），但作为一定领域的教授如果连自己领域国际通行的概念和理论都弄不清，这种教授也太丢人了。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教西方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管理和文学的教授对一些西方概念、理论和术语也不清楚。有时我怕翻译错误让老外用英文写下来，让中国教授就这些概念、理论与术语交流，但有的中方教授所说东西与老外所说完全不同。我怀疑他们教学生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西方人的东西，他们是怎么写出有关论文和专著的。我想中国自己专门的学科可能有自己的术语、概念，但来自西方的术语、概念，作为这一专业的教授自己说的与外藉教师不同大有冒牌之嫌。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七、八年老外回国时曾对我说，中国教授太多影响中国大学的声誉。中国教授不佳与中国教师晋升教授途径有关。
  
   就我的观察，在中国做上教授的途径有下列几种：

   第一、“以官当教授”的产物。只要在大学中混一个行政职位那怕是教研室当一个小头头，在职称上都要照顾。如果不是学术上太差，一般来说，这些头头都能弄个教授。对大学的官来说，官越大，提教授时的学术要求就越低，甚至没有学术要求。许多大学里的管理型教授就是这类没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这种类型的教授既不上课、也不真正做研究的。有人开玩笑地讲，这是中国最大的“既不教、也不授”的教授群。有些管理类、政治思想教育类的教授可以说是半文盲，甚至连报纸和文件都看不懂。我们南京地区的著名大学——南京大学过去的书记就是这样。该书记居然2002年在当地一张较有影响的报纸上撰文，说什么该校建校100年来取得的成绩主要在于始终贯穿了“三个代表”。这在南大教师中曾作为笑柄，有人甚至写了讽刺文章贴上了。一位南京大学的教师说，既然是一位政治思想教育类的教授，至少应该能读文件。
  
   第二、“论资排辈当教授”。中国大学“论资排辈”是根深蒂固的；就连中国上一届分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在离任前也说，“论资排辈”和“文人相轻”是中国大学内的两大弊端。中国大学教师对当教授今年“轮”到谁都很敏感。这种“轮”就是资历到了。一般而言，资历很老但没有当上教授的教师，他/她心理不平衡，领导好像也欠了他人情，群众也普遍同情，学生也抱不平。特别是一些教学较好，但没有什么科研成果的教师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照顾老同志，为了 “以人为本”，大家也愿意让他当教授。社会主义吗，就是要“人人享受公平”。这种人当教授时，有时群众评议票高得惊人。大家都有一点心理，与其让一个对大家都有“威胁”的人当，不如让一个对大家都没有“威胁”的人当。一个学术强的人当教授，以后会对其他人当教授严格要求，学术不强的当教授则不会这样做，因为他自己就不行。另外，既然学校的各级官员可以降低学术水平要求当教授，为了稳定人心，搞好团结，对一般教师也能过于苛刻，特别是对一些年长的、资历老的教师就更不能要求过高。否则，学校的干群关系会紧张的。所以，每年学校评职称前，各院系的领导都会向学校争取教授指标，向有关评审专家和领导打招呼，为这些人争取当上教授。
  
   第三、“靠各种关系当教授”。中国就是一个关系社会。在中国大学里，当教授也离不开关系。这种关系现在相当泛：如某教师的配偶、父母或亲戚是有权的人物，或一位大款，或一位学术权威；或者某位教师机遇好，“傍”上了这样一位，这些教师只要学术上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当上教授的可能性都很大。有时领导会创造机会让这种教师当教授。在这些“靠关系当教授”中，其中一个因素是少不了的，这就是与学校各级的领导关系，能有学校级领导支持当教授是最快的，能有院系领导的帮助当教授次之。所以，在中国大学，一些学术不太行的教师如果会“讨”领导欢喜，这些教师如果不是学术上太差，也容易晋升。为此，有些教师在领导面前自贬得很厉害，背后“跑送”也勤快，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

   第六、“靠学术泡沫与腐败当教授”。中国大学近年来当教授标准往往是量化的，多少篇论文，拿了什么科研项目。至于质量如何、或如何达到这些量化指标的并不重要的。这样，为了达标，有的教师出钱或找关系买“版面”、搞项目，找“***手”写论文（之于公开的抄袭近年来已经在们努力下少多了）。为了满足这种市场需要，国内相当多的期刊从收费中谋利，现在发展到一些港台和海外人士以在港台或海外注册专供国内教师出论文的“期刊”来赚钱，比如这几天在我的信箱中发现的“美中XX管理”（编辑部在武汉），“亚太XX社会科学论丛”（编辑部在深圳）的广告。研究一下一些教授的学术作品，不难发现有学术泡沫特点的 “成果”：一本考试习题集、一本高考（考研、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自学考试）辅导材料，甚至是一本作文“范文集”，一篇新闻分析，甚至是一篇游记，象编大量重复的教材这类的东西现在已经不算新玩意。之于有些人的科研项目就非常奇怪了，从来就没有某个领域的研究经历，但却有某个部门或企业给的项目，这个项目怎么来的，是怎么进行研究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天知道。目前有一些学校要求学术成果要有质量，即有引用率，有同行评价。这难不倒中国的一些急切想当教授的人。要引用率，让自己的研究生、同学、部下、朋友引用，然而帮其发表、出版；要同行评价，让研究生、同学、部下或朋友写（或直接自己写或修改），然而帮其发表、出版。据我所知，有的人为了获奖，让人写吹捧自己成果的文章已经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之类的大报。
  
   第七、“靠携 ‘洋’当教授”。“兄弟当年在英国/美国的时候，与XX（学术大人物）讨论过什么什么，”这种由钱钟书在《围城》中描写的现象已经在中国大学里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英文出版、发表的成果。某些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如果翻译成中文与一些中文出版、发表的成果太相似了，有的还没有这些中文成果水平高。现在中国一些大学讲的就是与国际接轨，有了这些洋人出版的成果，对一些急需有海外影响的大学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给他/她当一个教授也是顺理成章。
  
   第八、“靠诚实当教授”。中国大学里也不是没有靠诚实当教授的人。这种教授就靠的是自己的诚实劳动，与前七种情形无涉。尽管，他们中许多人的成果与世界先进水平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要求其所有的教授水平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如果中国的教授个个能靠诚实获取“功名”，久而久之，整体的水平也会提高，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学术环境，中国教授水平也会整体提高。
  
   在中国的教授中，有的人涉及上述前七中的几条，有的人的成果部分是通过诚实获得的。实际的情况很复杂，因人而异。本人虽然还没有混上教授，但决不愤世疾俗把所有教授及其成果一概否定，抱着“我不行，大家都不行”的心理，象有些没有当上教授的人常常骂的，“中国的教授都是学术垃圾”、“都是靠钱，权、关系”，似乎在中国大学只有达到爱恩斯坦、霍金、邱成桐、罗尔斯、哈贝马斯这样水平的人才有资格当教授。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教师只要不涉及上述当教授途径的前七条，老老实实，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学会也出现世界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