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一次在央视国际的走廊里，我的导师王一川老师开玩笑地说：要注意，面对记者说话，要紧凑地先说出“下面我有三点想法……第一点和第三点都表达了……”大家哈哈一笑，但是，这其中又有着何等的苦衷和睿智啊！ 　

    今天在《早报网》看到一则消息，外交学院的教授达成共识，接受媒体采访要先收费：

    “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京华时报》昨天报道，今年以来，外交学院的部分教授达成共识：接受媒体采访要收取采访费，因为接受采访要花费很大精力，而且常常要涉及自己的研究成果。至于价格，教授们要求电视采访每小时最少要付300元人民币（约62新元），报纸类采访每小时最少付200元人民币。”[①]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我为数不多的接受采访的事件中，有两点印象深刻：一、你总是被编导反复提醒，一定要说大家听得懂的话，最好一两句话言简意赅，不要阐述；二、你无论说了多少，有什么先后次序，逻辑怎样严密，都最终要被编导制作人员改得面目全非。

    就第一条而言，一个人想在大众媒介里面阐释自己的思想，往往比较难，遑论会涉及“科研成果”。就第二条而言，即使有了较为充分的阐释，也最终变成一种“媒介化知识”，丢失很多思想个性。

    其中也有突破这种媒介限制的学者。布尔迪厄就曾经做过在电视上骂电视的事情。他的《论电视》一书，历数电视对思想的各种制约和扭曲，其原初的讲稿，却是通过电视演讲的形式传播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和学术思想之间的天生的裂痕：在大众媒介上面生存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固有的思想”：“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但同时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②] 在这种“思想”的交流中，市民的价值规范成为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主题；不断重复的意义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就此而言，媒介采访，事实上是市民思想和学术思想之间的一次较量中的“合谋”；从知识分子的身份角度而言，面对大众媒介发言和面对学院群体发言，生产出来的是两种差异很大的知识形态。在被大众文化包围着的今天，学者的思想首先应该是一种不可数字计量的理论之镜，照彻各种文化迷雾，让人们的体验指向曲径通幽的智慧；另一方面，学者的思想也常常不免被大众媒介勾兑、稀释，伪装成能够深入到市民文化中去的领路先锋，仿佛本雅明笔下拱廊街的那些个“阴谋家”。

    简单地说，接受采访的学者、教授，并不是要出卖思想和成果，而是要赠送昂贵的、大众们根本就买不起的智慧。记者交了钱，学者说了话，我就不禁要问问，你将会说什么？既然是出价叫卖，你还敢昂然对抗各种庸俗的思想意识吗？你怎么能不顾“消费者”——记者、大众——的要求和利益，坚守你的思想和成果呢？

    有一次在央视国际的走廊里，我的导师王一川老师开玩笑地说：要注意，面对记者说话，要紧凑地先说出“下面我有三点想法……第一点和第三点都表达了……”大家哈哈一笑，但是，这其中又有着何等的苦衷和睿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