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些研究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漂浮在半空中，真是像毛主席形容的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对那些“墙头芦苇式”的教授出著作搞学问，教育部周济部长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27日，在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工作会议上，他批评，很多论文都是网上的，抄来抄去，是简单重复的跟风研究，没水平，也完全没有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学术成果应该说是空前繁荣的，SCI论文篇数、教授人数、院士人数、国际获奖数都不少。但院士出身的周济，却专门将“985工程”的32所重点大学负责人召集一堂，要求中国一流大学带头深入实际服务地方。用他的话说，要“做到顶天立地”。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周济的话赢得广泛支持，纸上谈兵终觉浅，闭门造车多无用，要完成科研成果从以量取胜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一步步地努力。而此次会议，他认为关键就是要改变某些大学教授的心态——他们以为服务社会出不了高水平的论文，瞧不起活生生的实践问题。

周济反复强调，高校的工作就应该围绕“顶天”、“立地”两个关键词做文章。“顶天”和“立地”是一对辩证关系，可以互相转化。学科前沿的突破，可以带来整个产业链的巨大变化，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释放，然后自然能造福于全人类，这就是“顶天”。反过来，“立地”的含义是，没有哪种学术性工作比能够服务国家利益、创造社会财富、给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带来实惠更高尚的了，这种“立地”其实是最高宗旨，也是“顶天”。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说，在中国传统中，经世致用是做学问的目标之一；国际上通行的教育理念中，育人、科研、服务社会是大学3个必备功能，服务社会也居重要位置。那么为什么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周济还要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呢？有人说，高校服务地方和基层中间隔着一堵墙，那么，这堵墙到底是什么？

建设新农村不只是农大的专利

养好乌龟也能进军学术前沿

“观念！”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戳着自己的太阳穴说。他感到，除了那些农科类的教授在为地方经济进行水稻、莲藕方面的研究，许多教授有学问却闷头研究基因、微观物质，“这些为什么不能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呢？”

长期以来，建设农村成了农业类大学的专利。他们依托老的种植实验基地，为老乡送技术送致富本领。

“为农村送技术目前已经只是一个方面了。”浙江大学的王玉芝副书记认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有自己的特点，建设全方位的新农村不能仅靠农业类高校和专业，还需要建筑、机械、教育等方面的技术支援——综合类大学在这方面有优势。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说，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技术改革，更要解决农村发展理念的问题，“他们需要新技术，更需要新思想”。

赵文艳是浙大动物营养专业的研二学生，明年7月毕业。她希望自己回山东老家求职，陪在父母身边。但她现在并不急着回家找工作。

隔三差五，小赵会从浙大校区赶到湖州长兴县农村住上两天，因为这里有个全国最大的珍稀龟鳖苗种基地。她帮导师一起检测水温，让乌龟生活的水环境“混而不臭”——既有营养又能抵抗疾病。

浙大动物科学学院是个仅有百余名教职工的小学院，就是因为帮助湖州的一家龟鳖苗种公司生产珍稀和高档特种水产品，十五期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10项。

赵文艳忙，但心里踏实，虽然还没开始找工作，不过她知道，系统地参与研究会让自己的求职相对容易。

在她面前活蹦乱跳的鳄龟含肉量85％，在市场上卖到六七十元一斤，让这里的农民腰包鼓了。而野生濒危物种金头闭头龟也就鸭蛋大小，海外给公司7万元都不卖。这就实现了企业、学校、政府、农户的四赢。

“实际工作中的难题，有时往往就是世界学术的前沿课题，我们解决了问题，自然就提出了世界标准。”周济对浙大经验赞不绝口。

是重点院校的清高之气 还是SCI让教授“弯不下腰”

高校服务地方已经颇有历史了，现在既然有了浙江大学经验，是否能快速实现所有高校和政府、企业、农户的广泛合作，创造出巨大财富呢？

记者采访的几位校长书记却都显得非常理性，他们认为，这需要一个过程，只能慢慢来。

在会上，一位媒体同仁评价，虽然大学生就业面向基层提了那么多年，但对服务农村服务基层大学是从骨子里瞧不起的。你看哪个高校介绍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时不列上有多少毕业生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多少进入国家部委成为公务员？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些主动去基层去农村的毕业生作为精英校友宣传呢？因为这叫做就业“层次低”。

这些重点学校是否有清高之气？周济承认这点。“我们必须克服重视高端科研、忽视成果转化，重视国家任务、忽视服务地方的思想倾向。”他要求高校要“真正弯下腰来”。

教授们精力有限，他们要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学校的考评体制约束着他们，为了完成指标，他们要跑“973”、“863”项目，要写文章，上SCI，拉科研经费，还要搞研发。一位校长指出，为什么教授们对横向课题（服务社会类的）不重视？社会服务强调社会效益强调经济收益，它的成果要用市场的杠杆衡量，教师服务社会，必定要与政府、企业觥筹交错，和农户联系往来，时间哪里来？

“认识很重要，这其实是公司机制和学校文化的冲突。”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介绍，每个学校的文化不一样，比如老师办公司，有的学校允许，有些学校就明令禁止。

一位曾参加过与地方合作的老师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环境还是不能和硅谷比，发达国家高科技转化非常自然和迅捷。而我们，“高校的技术在海拔500米的地方，而企业需要的只在海拔50米的水平，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为这个悬崖架上一个梯子。”

但同时有人指出，其实也不是教授清高，更重要的是，做研究的人只需要跟自己较劲，在一个领域努力，而与公司合作，需要人的社交能力、管理能力、统筹能力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处理。“我是怕麻烦，懒得纠缠在俗务之中。”一位工科教授告诉记者。

参加讨论的高校书记校长们，谈到校办科技企业都挠头。问题错综复杂难以处理是他们的共同感受。有人私下说，校企其实比社会上的企业乱多了，因为文人相轻，各自为政，企业宁可作坊发展也不联合。而且很多公司没有用人权，结果成了高校的老干部局。即使效益不错的校企也多是“穷庙富和尚”。

周济认为，高校跻身技术创新体系，与企业和社会合作，可以锻炼队伍。“我们做一个项目出来，开个鉴定会，大家各说一番好话就通过了。和民营企业合作，那是在私人口袋里拿真金白银，然后还要跟人家维持长期合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评价体系不转变 呼吁再多教师也要围着论文转

“学术需要什么样的机制？”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认为，作为学校的管理人员，应该给教授们宽松的环境，独立创新的平台，要尽量少地评估他，不要过分用指标给他压力。

但他承认，人是有惰性的。

“高校也一直在争论，一连串的教学指标、科研指标、经费指标会不会造成短期行为。”席酉民说。如果不能像浙大那样改变评价体系，扛着如此多指标的教师，哪来的精力和时间为社会服务？

评价体系是一个指挥棒，如果教师完成教师分内的工作，评价体系给予肯定，教师就会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做，反之，当成副业，学校再呼吁号召也没用。席酉民很赞赏浙大，他们的老师帮助政府解决了难题可以在职称评定的时候加分。这就是一个促动教师服务社会的砝码。

中西部地区若干年内超不过东部这几所大学

“落后的地方是学校找政府，发达的地方是政府找学校。”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关于大学和地方关系的观点，被不少中西部高校的负责人反复引用。他们是有切肤之痛的。

“一旦有什么号召，大家就向一个方向冲锋，最容易把大学办成一个模样。”席酉民形容。而其实，在中国，东西部差距是很大的。各个高校应把教育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结合，找到自己学校与社会结合的特点和侧重点。

而实际上，在研讨会上，东部和中西部高校的领导就如何解决教师开公司问题进行了交锋。

东部高校认为清理卡壳的关键是人员问题，是老师和关系难处理。西部和中部校长则为欠的一屁股债发愁。东部校长很不解，从法律上说，学校是有限责任，你可以不管嘛！西部校长说，公司集资都是从一堆老头老太太那儿弄来的，他们天天坐在校长家，我要为他们负责。

校长书记们感叹，富裕地区的高校要拿出一笔资金很快就能到位，而中西部要想拿出同样的一笔钱可就难上加难了。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认为，高校与地方合作也有一个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问题。如果发展水平没有达到一个度，光靠高校单向的努力是达不到的。他推测：“中西部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若干年内都可能赶不上中山大学、浙江大学。”

校长书记们指出，政府的姿态也很重要。一位政府官员坦言，政府是有任期的，无论哪个官员上台，他都希望巨额资金投出去，一定要在这一届中产生大的效益。难免急功近利。

本报杭州11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