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读罢上面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为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但千真万确的是，这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争论。上面这段接近“棍子”的讨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识形态专家之口，而是出自向来以客观理性自我标榜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在道德上的自残和智识上的自我矮化，虽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上面那段类似“大批判”式的讲话出自张维迎，还是让人暗暗吃惊。毕竟，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招牌人物之一，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张维迎都应该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最高水平。不过，这不是张维迎在与郎咸平的论战中唯一一次失态。在随后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张维迎更直接将对手贬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到这个地步，张维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超越学术，而将争论直接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人身诋毁。让张维迎失望的是，他的攻击性言词在互联网上招来的却是一边倒的更大规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对郎咸平的赞扬。有张维迎的拥趸将张的“失态”说成是“坦率”，这显然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美化和拔高。不过，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张维迎称之为“颠三倒四”的“江湖郎中”并作为张维迎对手的郎咸平，却自始至终没有逾越学术范畴攻击对手。虽然他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也同时显露了某种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但毕竟没有超越论战的底线。
　　　　坦率说，在今天的中国，郎咸平并不新鲜也绝非完全正确的观点得到广泛拥护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张维迎们为什么会对郎咸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绪性反应，为什么会在一个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讨论的观点面前表现得如此惊慌？显然，张维迎以及张维迎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到来已经表现出了空前的不适应症状。到这里，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了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一个高声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面前，刹那间露出了巨大的尴尬。张维迎的“情绪失控”实际上就是这种尴尬之后的挫折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根本明显的无能。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现象就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畸形的政治环境。1989年之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90年代之后，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是一个托庇于权力并寄生于权力的学术玩偶。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自知。他们真以为这种完全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他们真以为经济学或者他们所知道的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识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非常不幸，中国1990年代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自以为是。容易推断，接下来发生的将是非常荒谬的知识现象：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了中国改革法定的阐释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成为不入主流的旁门左道或者歪理邪说。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学者出版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国民间激起的反响比这一次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更为热烈。这引起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的嫉妒情绪。对此，一位颇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故作不屑地评论到：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言下之意是，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解释中国改革，因而也只有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才有权力评论中国改革。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别想沾我们经济学家的光。自负如此，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术上的自信，而是一种接近精神变态的自恋。可以为这种日益恶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脚的一个例证是，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他总是那么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位显然是主流经济学信徒的人竟然在网上大言不惭地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将国有资产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变成经济学的专利，足见中国主流经济学知识视野之狭窄，权力心态之膨胀。
　　　　在一个特殊时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识竞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既然长期养尊处优，自然也就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所以，当郎咸平威胁到了这种舆论一律，而他们又无法真正在理论上降服郎的时候，他们开始责怪起了舆论。在张维迎对郎咸平的回应中，张多次表达了对舆论的不满。除了文章开头那段颇像宣传部门官员的指责之外，张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直接批评媒体对郎咸平的炒作，认为媒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人们要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当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中国媒体全部财经版面的时候，张维迎为什么没有批评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炒作？那又岂止是一种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种垄断。张维迎的观点对与不对可以暂且不论，但他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这也难怪，他们实在太习惯自己在中国公共媒体中一言九鼎，惟我独尊的生活了。对多元舆论的焦躁，也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的厌恶一览无余。他甚至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如果网络果真具有这般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张维迎丝毫也不用为这种短暂的市场失灵而担心。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网络只是稍稍让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这种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正常，却被张维迎认为是舆论环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幼稚到将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不幸归咎为舆论环境的地步。张维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可见，特权滋养的自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扭曲一个聪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见识如张维迎者尚且如此，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风者，能够对异见采取宽容态度呢？难怪许多主流经学家一上来，就给郎咸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绪”、“不负责任”的大帽子。（如果一个社会的仇恨能够一煽就动，那就只能证明这个社会中所隐藏的仇恨已经足够多，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中为什么会积累这么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种可怕的阶级意识去四处寻找煽动者）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比郎咸平更具有社会责任的人，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是对一个可能到来的新时代（无论是好是坏）的恐慌。
　　　　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进而言之，就是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优先索取权。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时候就断然说道：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框架中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的、市侩的。对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们毫不犹豫的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这种不幸的结局可能很少出现在静态和局促的理论演绎之中，但却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中国今天的现实也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中国，正在向一个坏的资本主义急速滑落。对此，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的替我们总结过：“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今天我确信了这一点”。现在，机会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所倡导、所推崇、所鼓励的中国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在中国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不到这一点，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了。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的说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需我指出这个正在发生的分赃工程的系统性，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必须承认，中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远不是郎咸平所说的那么简单，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郎咸平赢得了大众？其原因就在于，张维迎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经验上的。根据经验，大众几乎立即就能判断，谁站在自己一边。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市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业家对大众及中小股东的种种剥夺时，张维迎动情的辩护道：“我们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确实，我们应该善待那些为社会真正创造了财富（在企业家前面加上这种定语在中国显得尤其必要）的企业家，但我们同样应该善待大众。不用举例，我们就能感受到，就实际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众可能要远远超过企业家。但张维迎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视域中，企业家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那些千千万万为企业家打工的，则是财富创造活动中的“零贡献者”。他们甚至极端到认为，在企业家与打工者及中小股东之间只有交易，没有剥夺。我们真正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违背人类基本常识的畸形的企业家崇拜怎么会变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一个在西方也随时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夸张辩护，怎么会在中国主流经济学那里变得如此理直气壮？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本质，在另外一位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传神。在对郎咸平的回应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评论说，“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继而，此人还模仿起战略家的高明姿态故作神秘地说道：“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我想，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是，中国大众愚昧无知，所以郎咸平应该先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此蔑视和刻薄大众智力的语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竟然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实在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最基础的现代公民训练。让这位经济学家难堪的是，郎咸平一点也不想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子，他用更轻蔑的口吻回答了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郎咸平可能狂了些。但郎咸平的道德判断力肯定要比中国主流经学家们高出一筹。因为他拥有一个正常社会中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常识。正是凭借这种常识（而不是其他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气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这种结论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在他们看来，市场不仅可以自动产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动产生一切美德；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就将中国的市场改革变成了市场优先论，并进一步变成了市场决定论。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样可以成为损害人类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证市场服务于人类福利的一系列条件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在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福利的过程。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当然，即便他们看清了，他们也不敢高声说出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流行信念中，中国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权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完全可以被简单还原为市场的自然演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被考证为比当时欧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场模型的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演进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就像一种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向“好市场”的高速公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改革”中，从来就只有市场的缺位，而所谓政治缺位、社会缺位根本就是无知者杜撰出来的奇谈怪论。总之，他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市场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市场。于是我们被告之：我们唯一需要作的就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供奉起来，然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场的逻辑将自然而然地“创世”。任何超出这一努力的行动都将被视为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不专业的，因而也是激进的，有害的。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们剩下来的选择就只能是，将中国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后。因为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的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弱智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的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激进的“左”转运动（这并非不可能），那么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将难辞其咎。显然，这将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