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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

　　我们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好混是有名的。读研，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实际上只有入学这一关，而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这一关键性的关卡，事实上演变成了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和赢得导师垂青。也正因此，研究生招生的腐败问题才如此地被人关注；当然，这里面的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了贿赂和交易。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公正，关键在于培养过程、特别是出口是否严格。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离严格还差得很远。虽然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比如按比例抽取论文匿名评审，不是由导师、而是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等等。这些措施虽有效，但并不能根本改变出口过宽的状况。

　　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如果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找人评，成本太高)，符合评审条件的同行就那么多，大家早就是故知，而且彼此之间的学生早晚都要相互评的，你今天毙了别人的学生，明天说不定你学生的命运也会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动杀机。说到底，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是靠自己学校来掌握，不可能期待别人为你把关。想严格，关键是自己严。

　　严格首先要严肃。现在我们培养的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以我自己所在专业为例，博士生综合考试(即国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你一个与你想要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二是让你谈一下入学以来的体会。显然，面对这样的考题，考生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

　　其次，严格是要讲点学术性。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的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不少学术刊物，不仅有定时的宣传任务，而且还必须留出一定的版面，发表那些一开口就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文章。

　　学界如此，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就难以免俗。在我们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某些理应出现在某些大报社论中的题目。比如，经济学的论文有“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政治学的论文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的则有“如果防止某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等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不严格的培养过程，原因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公开，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比较而言，研究生的招生，由于考生以及家长的关注，算是公开多了。每年告到教育部的研招案子不知凡几。近来，网上有关研究生招生的揭底和讨论也大有年甚一年之势。

　　以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为例，过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综合考试和开题报告，就是几个博士生导师说了算，其中资格最老的导师更是一言九鼎，说过就过，别人根本别想置喙。后来我们成立导师组，本专业所有的教师都参加进来，培养过程让大家参与，讨论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由于非导师的教师没有导师之间那种互相牵制的利害关系，说话就很胆大，而且大家都竞相比着拿学术来说事，规范、标准，问题意识等等都出来了。

　　我这时候才明白，其实经过开放以来这么多年的熏陶，大学里的人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学术其实是清楚的，以前是因为没有机会公开说，大家都在私下里嘀咕。事实上，不仅教师，就是学生对于什么是学术，老师中哪个是做学问的，哪个做得好，也是十分清楚的。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系随便问十个学生，肯定知道这个系教师中谁学问最好。

　　所以那些混的学生，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只不过想偷懒混过去。但在后来在这种近乎公开化的“过关”过程中，不仅被“枪毙”的学生的导师没有话说，就是学生本人，也基本上是口服心服。

　　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共识，规范标准混乱，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不公开，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拉着大旗，遮蔽着阳光，使学术讨论有名无实，让南郭先生得以混迹于学界，甚至攀爬上去，从此自定规则，自做法官，弄得整个学界乌烟瘴气。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