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硝烟刚刚淡去,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今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将达到33万,比2003年增长22%。连年大幅度的研究生扩招,已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随之而来的教师负担过重、研究生质量下滑等一系列“副作用”,也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苦苦求解的难题。
1个茶壶有能力将30个茶杯灌满吗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提供的资料,2003~2004年度全省高校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4.87万人,另有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1.2万人,全省高校共有研究生导师7846人,师生比达到1:7.74。
事实上,一些热门专业的热门导师带二三十个研究生根本不足为奇,有的导师甚至一届就带十几个。工科院系由于围绕项目开展研究生教学,组成一定规模的团队或者实验室是客观需要,但在文理学科,三四十个学生显然是导师不能承受之重。有人将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茶杯和茶壶,那么当30个茶杯围绕着1个茶壶的时候,茶壶有能力将他们都灌满水吗?
小张在一所知名大学读研究生,在三年级以前,他经常两三个星期也见不上导师一面。他抱怨说,导师既不关心他们的基础素养,也不关心他们的研究创新能力,只要求他们出论文。“最头痛的是培养方向和目的不明确,就业和理论研究两头靠不着。我身边有许多师兄都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他们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许多研究生毕业后惟一的出路就是出国。”
一位博士生导师的意见更为尖锐:“现在有些导师简直是胡搞!某些文科专业甚至出现了一个导师带三四十个博士(包括在职博士生)的现象。按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字数不得少于10万字,而每个学生的论文在答辩前老师至少也应该看两三遍。这样的话,导师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论文也显紧张,更何况他自己还要学习、授课,加上科研项目、研讨会和行政职务,精力显然不够,对学生的指导和监督也就力不从心,于是研究生质量下降、论文剽窃等问题都冒出来了。”
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马余强说:“我每星期组织学生做两次讨论,其实也是因为没有时间做个别指导。老师的精力有限,只能挑选出优秀的学生重点培养,而对那些能力一般或者对研究没有什么兴趣的学生关心就少一点,这部分学生的素质可能就要打折扣。”
另一个招致非议的现象是“30个茶杯”中有不少是在职的党政官员。当终身学习成为社会共识、高学历成为官员升迁考虑因素之一的时候,政府和高校之间、官员与导师之间的利益交换也就在所难免,于是出现了一些“真文凭假博士”,也挤占了很大一部分教育资源。
就业压力下的扩招和扩招压力下的师资
许多人把高校扩招归之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但事实上,就业的高门槛本身对学历的压力才是近年研究生考试异常火暴的根本原因。高职高薪的工作岗位一般都需要高学历,甚至连公务员招考也越来越多地把拥有硕士学位作为必要条件。高层次教育人才与人口总量的比例依然偏低。
问题在于高层次人才培养不是商品批量生产,大幅度扩招的直接影响就是高校教育资源的紧缺。前一段时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出现的“收费自习室”,以及山东某快餐店以晚间免费提供自习座位为促销手段,都直接反映出扩招给高校带来的压力。
研究生扩招不仅为名校“锦上添花”,更为一些原本招不到学生的学校解了“生源之渴”。同时,师生比例失调也使得一些水平不高的老师得以广收门徒。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现在有些老师能担任博导仅仅因为他们读博士早,年龄大,其素质可能跟研究生差不多。所以有人说‘不是博导指导研究生,而是研究生指导博导’,许多博导接了课题都由研究生来完成,研究生成了廉价打工仔,许多导师不是嫌带的学生多了,而是嫌少了。”
师资力量的紧缺使得高校间掀起了一场引才热潮。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2000年起平均每年的研究生增招幅度在40%左右,为缓解其对师资需求的巨大压力,学校每年拨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引才和安置。仅2003年1~9月份就引进了100多人,其中包括十几位教授。
高校间对优秀教师资源的争夺导致了人才价格的攀升。如西部某大学为了留住人才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被戏称为“五子工程”———房子、车子、票子、帽子(职称)、儿子(入学),而许多学校的措施中还包括了“妻子”(配偶就业)这一项。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才流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值得鼓励。但许多专家担心,就我国目前的人才布局而言,“引才大战”会引发恶性竞争,且进一步加剧东部对西部的“人才掠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温卫东说:“现在有些规模小的学校急于拓展生存空间,‘挖人’的力度很大,不顾自己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盲目提高价码,往往导致双方学校和教师的‘三输’。在充实师资力量的时候,学校应首先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层次,对未来人才资源的方向、特色全面规划,以此决定师资结构和规模。”
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徐子敏认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需要建立开放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体系,一是促进教育体系内部的资源共享,二是吸纳社会优质资源,为培养研究生服务。
研究生培养模式:可否尝试不同类型
一些学校已经意识到以上种种问题,开始限制每位导师所带学生的数量。但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借扩招这个机遇争取国家的资源投入,做大学校的“盘子”才是其当务之急。温卫东说:“国内对大学的评价体系仍然主要着重于数量统计,根据师资、学科点、招生量、院士数量等来考核排名。而排名就是学校的品牌和附加值,这种隐形效益影响着学校的生源、号召力等各方面发展因素,将来如果学校实行收费制,更成为价格的决定因素。所以各校都紧抓扩招这个机遇,发展规模,争设硕士点、博士点。”
目前的研究生质量评价标准和培养模式遭到了学者质疑。温卫东说:“许多导师抱怨研究生素质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就学术能力而言。客观地说,现在学生把大量精力投到英语、计算机等专业,受考研、出国、考证等‘俗务’干扰很大,研究素养肯定要打折扣。但这些学生就业率高,受到市场肯定,那么这种应用型的培养思路也没有错。”
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应该建立适应不同需求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将研究生教育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课程为主,扩展知识量和知识面,弱化论文,而加强文献综述、社会调查等应用能力的培训和作业;另一种要求研究和课程并重,注重理论研究能力,并鼓励他们继续攻读博士。
徐子敏认为,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招生规模的发展和教育观念的改变,而应该代之以小组式和团队型的培养模式。市场需要的并不都是研究型人才,高校只有优化师资结构和资源配置,建立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这不仅有利于解决研究生扩招和师资力量不足的矛盾,也符合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
(据新华社南京2004年1月29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姚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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