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追求理性的科学探索与高级人才培养从来都是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科学研究机构与高等教育组织也常常围绕知识供应链实现整合并成为科技、教育创新的主要载体。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经历和正在经历５次转移，每次转移都与高水平的科技、教育创新有关，或者说是由科技、教育创新牵引的过程，这种态势仍将决定着第５次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方向。因此，积极推动科技、教育创新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之一。知识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知识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首要推动力量，人才则成为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世行专家通过对一些国家在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后发现，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只占不到３０％，在其余７０％以上的因素中，知识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新经济时代，高级科技人才不仅是新知识的生产者、新技术的发明者，同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创造者。
　　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是国家科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我国适时制定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其中，“２１１工程”和“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是决定我国未来走向的两大标志性工程。作为“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研究生教育是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不仅为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提供重要支撑，而且还为“科教兴国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科技研究与高等教育结合的历史轨迹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的科技中心发生过多次转移，从古代的中国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直到今天的美国。每次科技中心的转移都引起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每一次转移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反映了科技、教育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反映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探讨世界科技经济中心转移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世界科技经济中心转移的规律是什么？二是世界科技经济中心下一次转移的方向在哪里？联系世界科技教育发展史进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具有这样一些规律：（１）每次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其结果首先促进了科技教育体制的创新；（２）每次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都始于先进科技成果和高端科技人才的引进或培养，这决定了科技中心的转移在前而经济中心的转移在后；（３）每次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都促进或带动了若干产业的发展甚至产业革命，而科技教育塑造的创新企业家队伍正是产业革命或经济中心形成的必要前提；（４）每次科技教育中心转移的间隔或者说科技经济中心在某个国家停留的时间长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科技－教育－经济之间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的机制，由于这种协同发展的机制没有很好形成，法国在迄今为止的四次转移中仅仅扮演了“传花授粉”的角色，由英国科学家们浇灌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之花正是经由法国在德国结出了果实。总之，科技教育创新与世界科技经济中心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成为下一个世界科技经济中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如果把大学教育发展史与世界科技经济中心转移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发现，近代大学的出现与近代第一个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的形成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大学教育的盛衰则是随着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变化的——若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科技经济中心，则或迟或早总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聚集地，成为吸引人才进而强化科技经济中心地位的科技教育磁极。
　　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源头。最早兴起的大学是１２世纪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随后巴黎、牛津大学相继产生，到１５世纪，整个西欧建立了近８０所大学。中世纪大学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神职人员及有教养的、懂得本国或本文明基本价值规范的绅士，但从其开设的课程及其变化来看，中世纪大学已突破了神学的藩篱，除传统的“七艺”（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也为社会提供法学、医学等专门知识教育，到１５世纪之后，更增加了科学研究功能，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哈维发现血液循环（１６２８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１６８０年）就是明证。
　　１９世纪初，由于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的杰出贡献，中世纪大学完成了向现代大学的蜕变。洪堡认为，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更应该是一个科学研究中心，其大学理念包括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等。１８０９－１８１０年，洪堡在受命组建柏林大学的过程中坚决贯彻了自己的大学理念，即学术研究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必然途径，从而使柏林大学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中心之一。在整个１９世纪，德国大学也成为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这些国家的大学通过改造传统的大学或创建新的大学，建立起现代大学。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现代大学在培养人才时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创造知识，现代大学是知识创新的源泉。如果把知识创新（科学研究）→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知识应用（产业发展）看作一个完整的知识供应链，那么，中世纪大学的功能主要集中在知识供应链的中段即知识传播环节，现代大学则向后延伸到知识供应链的前端即知识创造环节，这种后向整合确立了大学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２０世纪前期，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世界科技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美国是一个注重实用主义的国家，强调大学在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同时也要为本国工业发展、农业生产、商业活动和公众生活提供服务。因为美国人的实用主义传统，使得从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到知识应用的人类知识供应链在美国现代大学实现了统一。根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观点，现代研究型大学往往同时拥有上述三种功能，其中，大学本科教育主要实现教化即培养人的功能，研究生院主要承担科学研究的功能，商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建筑学院和行政学院等主要履行知识应用的功能。
　　综上所述，一部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历史，完整地说，是科技、教育与知识应用相结合的历史。中世纪大学开启了这个传统，１９世纪德国的大学完成了科技与教育的整合，２０世纪的美国大学最终实现了人类知识供应链的统一。但这还只是科技与教育结合的一个源头，另一个源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技机构，它们从知识创造环节开始向前整合人才培养和知识服务，是现代高等教育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现代研究所的出现最初是为了满足巴斯德的需要在巴黎创建的，因为在巴斯德时代，法国大学不能提供进行科研所必需的条件。德国马普学会的研究所是从柏林大学研究所组织起来的，宗旨是从事大学因其条件不成熟或其规模和组织形式不相适应而难以承担的课题研究。新中国科研体系的建设，某种程度上参考了法、德、俄的经验。
　　当代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科技与教育结合的模式及态势
　　１． 当代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科技与教育结合的模式
　　围绕知识供应链实现整合是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大学从培养人才开始，向后整合科学研究功能或向前整合产业发展功能，科学研究机构则从科学研究功能开始，向前整合人才培养功能并进而整合产业发展功能，两种发展道路最后殊途同归，共同构成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全景，并冲破了原本大学主宰高等教育的单一模式。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现代大学围绕知识供应链整合出现了多种模式，主要包括：
　　（１）全面整合知识供应链模式。该模式以牛津大学、哈佛大学、ＭＩＴ、伯克利加州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为代表，这些大学以人才培养为主，既后向整合科学研究又前向整合高技术产业，学科齐全，结构均衡，综合竞争能力超强；
　　（２）后向整合科学研究模式。该模式以加州理工学院、洛克菲勒大学等为代表，这些大学注重的是人才的科研素养而不是人才培养的规模，在读生中研究生的比例大大高于本科生甚至不招收本科生，学科建设追求特色，在若干学科领域具有强劲的竞争优势；
　　（３）前向整合高技术产业模式。该模式主要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这些大学不满足于提供科学研究成果和高级人才，他们也追求知识价值的实现，通过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吸引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建了以产业带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产－学－研模式，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４）前向整合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以俄罗斯科学院、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将博士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实践主要放在国家研究中心来进行）、德国马普协会、美国Ｓｃｒｉｐｐｓ研究所（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ＳＲＩ）、日本研究生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为代表，从科学研究延伸到高端人才培养，实现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高度统一，形成了独特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方面。
　　２． 全面整合知识供应链模式
　　牛津大学、哈佛大学、ＭＩＴ、伯克利加州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一些世界知名大学所选择的教育模式是实现知识供应链的全面整合，既注重人才培养，也注重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选择这种模式需要有众多一流的学科、强大的师资队伍、卓越的品牌、广泛的市场基础和雄厚的财力表１（见Ｂ２版）中六所世界知名大学的学院设置及其学科覆盖面可以证明这一点。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成立于１６３６年，现有１８０００余名注册学生，１４０００余名工作人员；有１０７个博士学位点，９０个硕士学位点，１１７个学科，覆盖除军事学外的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医学、农学等１１个学科门类（表２，见Ｂ２版）；迄今已培养了７位美国总统、３８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众多国际大公司的总裁；仅２００１财年该校接受的捐赠就达近１８３亿美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哈佛大学的学科布局覆盖所有１１个学科门类，但在学院设置方面并没有设置工学院、农学院和经济学院（见表１），这说明世界知名大学在全面整合知识供应链的同时也突出重点学科建设，在强调科学研究和知识应用服务的同时更注重人才培养，常春藤大学这种看似简单的模式却不是一般大学可以照搬照用的。
　　３． 后向整合科学研究模式
　　加州理工学院是精英学府的典范，自创始以来一直秉承“小而精”的办学理念，是享有盛誉的科学殿堂。加州理工学院只有六个系，校园面积小，仅为斯坦福大学的五十分之一；现有本科生约９００人，研究生１１００人，研究生数量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５５％；教师（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１０００人，其中教授２８０余人。加州理工学院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大师云集，成果卓著。迄今该校共有２９名校友或教授获得了３０次诺贝尔奖，４０人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９人获美国国家技术奖章；现任教授中有６３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２９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７５名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科学家赵忠尧、钱学森、胡宁、郭永怀、孟昭英、谈家祯、唐有祺、郑哲敏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友。加州理工学院堪称以科学研究带动人才培养的典范，学校聘用的教授和讲师都是一流的科学家，很多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及其他科技奖得主，师生比率常年保持在１∶３以上，所有研究生课程均由教授开设，无论开设课程还是科学研究均以质量为出发点，其学生入学平均分全美最高但学生毕业率（８５％）却远低于哈佛大学（９７％）和ＭＩＴ（９２％）。其实，加州理工学院与其说是一所大学，毋宁说是一所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这种“后向整合模式”与科学研究机构的“前向整合模式”刚好是一种对应变换，是值得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端研究型大学借鉴的。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创建于１９０１年，位于纽约曼哈顿，是美国第一所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型大学，不招收本科生，迄今只授医学和哲学博士学位。该大学不设系或学院，大学中的７５个实验室主任直接对校长负责。２００３年，该大学有２００位研究和医疗专家，３００位博士后研究人员，８５０名支撑人员，１３４名在学博士研究生（主要是硕博连读生），在生物医学、化学、生物信息学、物理学方面的科研以及研究生教育等方面享誉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人员精干的小型大学，竟有２２位科学家获得过生理学或医学、化学诺贝尔奖，仅凭这个指标，洛克菲勒大学就可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种规模小但科研水平极高的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大学追崇科学研究的典型，是一种科学研究主导的研究生教育精品模式。
　　４． 前向整合高新技术产业模式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代表了现代大学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斯坦福大学创建于１８８７年，迄今已有１８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该校在１９４４年制定的《２０年发展规划》中就提出了把斯坦福大学建成工业研究和开发中心的目标。１９５１年，根据“硅谷之父”特曼教授的建议，斯坦福大学划出６０００英亩土地开辟工业园，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企业入住，并渐渐形成了闻名遐迩的“硅谷”。后来，特曼又通过“优先合作项目”和“企业联合项目”进一步加强了斯坦福大学与合作企业的关系，并通过这种与工商界的密切合作自成特色，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英国剑桥大学创建于１２０９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现有１５５００余名全日制学生（其中本科生１１０００余名，研究生近４５００人）、７０００余名教职员工、５１个系、１５个Ｆａｃｕｌｔｙ、７个Ｓｃｈｏｏｌ和８个大型研究单位。１９７１年，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论证，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在剑桥市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全英第一个高科技园区——剑桥科学园。由于依托剑桥大学这一强大的科技源，该园从创建伊始就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企业前来落户，现在的剑桥地区共有高科技企业１２００家，直接从业人员２７０００余人，年贸易额高达３０亿～４０亿英镑。剑桥科学园及后来陆续创建的圣约翰创新中心、Ｈｉｇｈ Ｃｒｏｓｓ科研园、剑桥商业园等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带动了剑桥经济的发展，被称为“剑桥现象”，成为欧洲大陆高校和企业界追崇的热点。２１世纪初，剑桥大学又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期望借助两校的知识、专家智慧和资源，为学生、学术界、合作伙伴和政府提供卓越的研究机会、学习机会和商业机会，核心目标是为了英国利益而加强在改进竞争力、生产率和创新创业精神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作为从中世纪大学进化而来的具有悠久科学传统的大学，剑桥大学勇于创新和不拘常规的战略革新是值得现代大学学习的，它与斯坦福大学所创造的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大学发展新模式近年来在我国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５． 前向整合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或半职业的科学研究机构出现于１７世纪之后，主要包括英国皇家学院、法国巴黎科学院、德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早期的职业科学研究机构已开始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培养职业研究人员，如著名科学家法拉第就曾在英国皇家学院学习并师从当时皇家学院院长、著名化学家戴维。但科学研究机构大规模培养人才是２０世纪特别是２０世纪中期之后的事情，各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模式又有两种变形：一种是科学研究机构与大学的联合培养模式，以俄罗斯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协会为代表，这些科学研究机构通常不具备学位授予权，主要承担研究生培养的职责，所培养的研究生须到大学授学位；另一种是科学研究机构独立培养模式，以美国的Ｓｃｒｉｐｐｓ研究所、日本研究生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为代表，这些科学研究机构具有学位授予资格，一般采用“两段式”即集中教学和分散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在大学之外开辟了新的高等教育渠道，丰富了高等教育体系，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是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４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条例》，科研机关（不论其领导关系如何）包括俄罗斯科学院均可建立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制度。俄罗斯科学院各研究所都有招收研究生的权利，但俄罗斯科学院尚未成立专门的研究生院。以俄罗斯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该所的研究生教育始于１９７７年，目前大约有２５０名研究人员，在读研究生约４０人，平均每年１２～１５人；研究生第一学年要学习规定的课程，第二学年开始参加各种项目研究，要完成具有创意的学位论文，在获得学位前还要以个人或多人形式在公开出版的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俄罗斯科学院不能授学位，其培养的研究生须到大学授学位。根据招收研究生的数量及对研究生的学术要求等信息，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也是科学研究主导的过程，研究生培养是附属功能。与俄罗斯科学院一样，德国马普协会也只能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而不能授予学位。２００２年，马普协会组团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访问，他们非常赞赏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表示回国后要游说德国政府，期望能够给予马普协会学位授予权。
　　美国的Ｓｃｒｉｐｐｓ研究所（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ＳＲＩ）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的非赢利研究组织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生物医学。ＴＳＲＩ作为一个研究所正式成立于１９６１年。在４０余年的历史中，ＴＳＲＩ在生物医学和化学研究方面为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凡的业绩，先后有三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ＴＳＲＩ目前大约有２７０位教授、８００位博士后研究人员、１２６位博士研究生、１５００余位实验室技师或行政支持人员，在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化学、神经系统科学、自体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和人造疫苗发展等方面具有国际领先优势。ＴＳＲＩ在１９８９年整合了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结构化学方面的优势学科，启动了 ＭＣＳＣ（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博士培养计划。１９９２年又推出了化学博士培养计划，在２００２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ＵＳ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的一流研究生学科排名中，ＴＳＲＩ的化学博士项目排名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２００２年，ＴＳＲＩ正式将其研究生院命名为Ｋｅｌｌｏｇｇ 科技学院。ＴＳＲＩ的博士培养计划非常注重研究，注重研究所目标与研究生院目标的统一。其博士生一般要选择１５～１８学分课程和９０学分的实验，前２年学习课程，然后通过书面的综合考试并选择导师，后３年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ＴＳＲＩ是从科学研究向前延伸到研究生教育领域的，但ＴＳＲＩ选择的是有限延伸，即仅仅延伸到大学教育中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层面。ＴＳＲＩ与洛克菲勒大学选择的都是科学研究主导的研究生教育精品战略，同样都很成功，但ＴＳＲＩ是从科学研究向前延伸到人才培养，洛克菲勒大学则是从人才培养向后延伸到科学研究，这充分展示了成功的高级人才培养机制的多样化发展态势。
　　１９８８年，日本文部省大学审议会提出了《关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弹力化》等有关研究生教育改革的７项报告，建议在现有大学研究生院的基本组织体制之外，成立一种新的研究生教育机构并使之制度化。这种新的研究生教育机构，主要是以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只有硕士和博士教育的研究生院大学。日本的第一所国立研究生院大学“前沿研究研究生院大学”（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到１９９８年已发展到６所。其中前沿研究研究生院大学只设博士生课程，有４个研究学科（文化科学，数物科学，生命科学，先导科学），１８个专业方向，由分布在日本各地的１４个国立研究机构联合组成。与ＴＳＲＩ和俄罗斯科学院相比，日本研究生院大学具有以下特点：（１）能够为研究生提供单一大学或学院无法提供的研究设施、综合数据库和研究机会；（２）由于各研究机构有大量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生有足够的机会熟悉全球标准；（３）促进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４）有利于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家的科学研究资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提高提供高层次人才。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科学院是世界上最早独立从事研究生教育并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其研究生教育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独具鲜明特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依托国家科学研究机构，采用“两段式”教学模式，追踪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注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在大学以外独立授予学位，利用优势资源大规模培养科技后备力量，所有这些对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事业都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
　　６． 当代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科技与教育结合的发展态势
　　根据上述典型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态势大体是一致的，那就是积极谋求实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度统一，以研究带动培养，以培养促进研究，进而延伸到为产业发展服务。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及其带动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一个企业的核心能力的关键，未来社会必将需要大量的高端科技人才，一个国家也势必动用所有的科技资源来扩大高端人才培养的规模并持续提高培养质量，因此，科技与教育结合的态势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持续下去。
　　紧密结合科技创新实践，建设中国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济上“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２０２０年力争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
　　当今世界，全球知识经济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锐不可当，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为完成党在十六大提出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发展科技和教育这个根本，在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上，迅速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尤其是要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迅速提升我国应对２１世纪挑战的能力。
　　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深入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握当今世界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建设我国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
　　１． 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教育功能是高效利用科技资源的最佳选择
　　从国际高级科技人才培养趋势以及高级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出发，我国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必须将教育与科研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建设和完善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优势，实现二者的取长补短与密切结合。
　　我国目前的高级科技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无法确保我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我国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还不成体系，缺乏对高级科技人才培养、凝聚的统筹考虑和有效机制；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分割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改进，有限的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我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基础设施还很薄弱，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缺乏软硬件的支持。
　　有效利用我国的科技资源，充分挖掘国立研究机构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能力，形成国家研究机构与研究型大学相互统一、协调、互补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我国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是加快我国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重大举措。我国的现代化需要一大批高级科技人才，据《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研究报告的推算，为了能够支撑当时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到２０１０年，我国需要将目前每百万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由现在的４５９人提高到１５００人，教育部提出要在２００５年实现在读研究生１００万人。而我国目前高校的师生比和研究条件都不足以为培养更多的高质量研究生提供有力的支撑。要想在保证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实现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动员社会上的一切力量。
　　我国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具备了很强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能力。根据１９９８年的统计，我国的研发经费支出中，政府所属的研发机构占４２．６％，企业占４４．８％，高校占１０．４％；我国从事研发的人员中，政府所属研发机构占３０．２％，企业占４１．０％，高校占２２．４％。在政府所属研发机构中，一些高水平的国家科研机构长期从事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育工作，具备了一定的教育基础和能力。在研究生教育等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中，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些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是一条高效、快捷、切合实际、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人才培养途径。
　　２． 以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为核心加快建设我国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加大高级科技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建设一支富有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人才队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国家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与科技创新、高级人才培养相关机构和组织构成的高级教育系统。其主体是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以及具有较高研发能力的企业研发机构。在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基础课学习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上端，而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科研实践、博士后培养，以及大学、研究院所及企业研发人员的科研训练和创新实践则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延伸。
　　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由义务教育体系、技能教育体系、干部培训体系、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所组成。其中，义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少年的素质，技能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从业技能；干部培训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我国干部的政治素养、业务素养、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为社会造就高水平的专门人才；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目的是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即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的知识生产、知识吸收和知识流动，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因而对于国家整体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带动作用。
　　在国家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中，各个主体的功能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功能侧重于为作为未来高级科技人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科学训练和创新实践打好坚实的学科基础，进行基础课教学，尤其是要使硕士生和博士生具有跨学科的学科基础，从而适应目前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国家研究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利用在研的研究项目，尤其是面向国家目标的大型科研项目，对于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来自企业以及大专院校的科研人员进行系统地科学训练，使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大专院校的科研人员通过科研实践掌握科学前沿动态，培养他们地知识创新的能力。企业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引导硕士生、博士生及其他研究人员参加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开发，提高他们的技术创新能力。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级科技创新人材体系的基本特征包括：
　　满足现实需求与适度前瞻、战略储备相结合。高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应根据我国的现实需求进行规模、结构和学科布局，同时，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适当超前，为未来发展筹划必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战略储备。
　　向社会输送人才与培养拔尖人才相结合。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主要目的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大量具有坚实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从而提高社会的创新能力和文明程度。同时，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志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高级科技人才创造发展机会和平台，使拔尖创新人才通过科研实践和创新实践的锤炼脱颖而出，造就一些世界级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科技帅才、将才。
　　自主培养与引进、凝聚国际创新人才相结合。我国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要坚持走自主培养为主的道路，同时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凝聚国际创新人才，并与发达国家的科研与教育机构合作，培养我国发展所需但又难以培养的高级科技人才。
　　基础课教育与系统科研训练、创新实践相结合。适应现代社会的高级科技人才既要有雄厚的学科基础，又要接受系统的科研训练和创新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应对挑战，适应知识爆炸时代的需要。
　　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研究机构、企业之间应进行充分的交流，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真正实现资源共享。通过制度建设，防止各个主体各自为政，近亲繁殖，自我封闭，通过人才的充分流动，实现知识的充分流动。
　　国家视野中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
　　“２１１工程”和“国家创新体系”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化，这两大工程的相继启动及其成功，事实上也确立了我国科技创新和高级人才培养的机制。具体而言，我国高级人才培养是由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的，通过“２１１工程”，国家将重点支持一批研究型大学，快速提升这些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及培养高级人才的能力；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国家将重点支持一批研究机构，使之尽快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能够利用自身优势扩大高级人才的培养规模。
　　１． 与新中国研究生教育同步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
　　中国科学院培养研究生是国家赋予的重要任务。建院５０多年来，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追溯历史，可以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与新中国研究生教育是同步发展的。
　　１９５１年６月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１９５１年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一文，新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开始起步。１９５５年８月５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１７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１９５５～１９６５年期间，中国科学院共招收研究生１５１８名，占全国研究生招生总人数的１０％，其中１９６３年招生数占全国招生总数的２４．７％，在学研究生（９４３名）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２０．７％。中国科学院在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这一阶段培养的研究生，后来大部分均成为我国科技工作的中坚力量和各级科研机构的领导。１９５８年，为满足国家对科技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了由中科院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的重要决策，形成了我国研究机构创办大学的先河。
　　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０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率先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１９７８年３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了在中科院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的重要决定，成为我国全面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标志。１９７８年中国科学院招收了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招生总数占全国招生总数的１４．３％。１９８２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实施后，中国科学院又首先进行了试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１９８２年２月６日，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举行了中国学位史上首次博士论文答辩。在１９８２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后授予的首批１８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中国科学院培养了１１位，占全国总数的６１％。１９９５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定了中科院的战略定位，提出要“努力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明确了中科院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功能。
　　２０００年，由于知识创新工程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对研究生教育资源进行战略重组，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由设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分处各地的研究生教育基地及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各相关研究所）构成，负责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统一招生、统一教育管理、统一学位授予（即“三统一”），实行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院所结合的师资队伍、院所结合的管理制度、院所结合的培养体系（即“四结合”）。其组织结构形式是一个以设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为主体、联系和覆盖科学院各研究生培养基地和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教育网络结构。研究生院本部由中关村园区、玉泉路园区和北郊园区三个功能各有侧重的部分组成，分处各地的研究生教育基地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各地集中开展研究生课程教学、学术交流、公共管理及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和进行综合素质教育的主要场所，各培养单位则是研究生参加科学研究、进行知识创新、从事论文创作的主要基地。
　　中国科学院参与了全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和重大改革，在国内培养研究生方面始终站在最前沿、走在最前列，是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创始单位和见证者。到２００２年，中国科学院已培养了５万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为我国的科技、国防、教育、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造就了一大批骨干人才，也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队伍基础。中国科学院创造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上的许多第一：在全国率先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授予第一名理学博士、工学博士、第一名女博士、第一名双学位博士；获得全国物理学和有机化学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第一；在学研究生总数为全国第一；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获奖论文总数全国第一；在全国率先推出博士论文复审评估制度、青年博士导师上岗培训制度和中国科学院海外博士生导师制度，等等。这是中国科学院的荣誉，同时也是鞭策中国科学院继续做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强大动力。
　　２． 知识创新工程中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
　　知识创新工程对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事业和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中国科学院历来坚持出成果、出人才的办院宗旨，实事求是地讲，出人才可以说是中国科学院的半壁江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主要产出之一，其中，出人才的主体就是研究生培养。
　　知识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创新队伍的建设。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单位的创新队伍主要由岗位聘任人员、项目聘用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根据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规划，未来中国科学院的创新队伍规模将控制在研究人员、技术管理人员等固定岗位聘用人员约３万人，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博士后和研究生等流动人员约３万人，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科学院创新研究队伍中的固定聘用人员与流动人员的比例将达到１∶１，而流动人员队伍的主体又是研究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地位与重要性。
　　知识创新工程是一种出成果、出人才的机制。作为一种高级人才，研究生本身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成果；但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成果”，研究生又是创造科技成果的生力军。近年的实践证明，研究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已逐渐从知识传播的受体，向知识创新的主体过渡。随着各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显著，譬如，物理所研究生参与发表的论文已占到该所每年发表论文总数的９０％，其中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占到５０％。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定量描述了知识创新工程中研究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是一项创举，要确保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成功，流动队伍建设或者说研究生教育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流动的研究生队伍不仅充实了中国科学院的创新队伍，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带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活力；这支流动大军进入社会后，还将对我国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管理和全社会科技素质的提高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将对我国未来的科技教育发展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３． 国家战略驱动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
　　进入２１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挟科技与教育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积蓄了力量的美国继阿富汗战争后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人类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受到严重挑战，单极化趋势大行其道，世界均势被打破，国际公约变得软弱无力，各国的主权都面临着或潜藏着威胁。在世界超级大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各国政府都竞相制定了加速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强国战略，期望在新一轮科技经济中心转移中能够占据有利位置，期望本国的安全、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有切实的保证。
　　相对于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当前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人力资源面临严峻挑战，具体表现在：（１）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８年，而美国为１３．４年、爱尔兰１１．７年、韩国１２．３年、菲律宾９．４年我国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１４％左右，而１９９７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已达６１．１％，世界平均水平为１７．８％；（２）我国劳动力知识结构重心偏低。２０００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１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５％，而１９９８年ＯＥＣＤ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８０％和２６％；（３）我国人才状况不适应国际竞争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依循常规，只能选择和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我国的各种科技与教育资源，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大规模培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的高质量人才。
　　中国科学院是我国正规的大学体系之外最具规模培养高级人才的系统，事实上，中国科学院多年来培养的研究生在全国研究生培养总量中的比例也是很高的。２００２年全国共有４８万名在读研究生，其中，中国科学院的在读研究生约有２．３万名，约占５％；到２００５年，全国在读研究生预计达到１００万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届时的在读研究生将达到３．５万人，约占３．５％。在此，虽然中国科学院招收培养的研究生数量所占比重在下降，但绝对数量却在增加，对国家战略的贡献也在增加。中国科学院毕竟还担负着国家知识创新的重任，在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同时，利用自身的科技资源，培养多达３．５万名在读研究生，这是中国科学院对社会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国家对中国科学院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科学院内部研究生教育资源的重组优化以及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中国科学院在２０１０年前后招收和培养的在读研究生有望达到５万名左右，如果届时国家招收和培养的在读研究生规模稳定在１００万名左右，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规模将恢复到占全国研究生规模５％左右的水平。
　　为了最大限度支持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为了防止“近亲繁殖”，中国科学院每年只允许有不超过１５％的研究生留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工作，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科学院每年将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输送近万名高级科技人才，这些人才将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栋梁，其影响将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其社会价值是难以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的。
　　在悄然而至的知识社会中，一个国家经济的兴衰、国力的强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本国的科技水平，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核心竞争力，而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规模、质量和持续供给水平又决定着其科技事业的前途，这也是中国科学院高度重视和加速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根本动因。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将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发展研究生教育是出于尽快摆脱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加速国家科技发展，并从而实现祖国繁荣富强的国家战略需要，那么，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则是出于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需要。对国家战略的贡献程度永远是衡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社会价值的最主要尺度，毫无疑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级人才培养体制的构成要素，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
　　
　　科技与教育的结合贯穿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曾经和正在引导着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体现了高等教育围绕知识供应链整合发展的规律，并在当代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科技与教育结合也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是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具体落实为“科教兴国战略”及其两大标志性工程——“２１１工程”和“国家知识创新工程”。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科技与教育结合的成功实践，是与新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同步发展起来的，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工作历来以成绩斐然著称。在上周于清华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上，中科院研究生院共有５１篇论文入选，其中３２篇获得现场宣读，在参会的３５所国内一流研究生培养单位中独占鳌头。
　　有效利用我国的科技资源，充分挖掘国家科研机构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能力，形成国家研究机构与研究型大学相互统一、协调、互补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我国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是加快我国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重大举措。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正规的大学体系之外最具备规模培养高级人才的系统，历来坚持出成果、出人才的办院宗旨。出人才可谓是中国科学院的半壁江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主要产出之一，其主体就是研究生培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级人才培养体制的构成要素，也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为了使读者朋友更好地了解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创新战略，本周刊特别刊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的文章——《科技与教育的结合是２１世纪“科教兴国”战略发展的重要趋势——研究生教育创新的战略思考》。——编者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37/article.htm1?id=22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