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届博士生学术论坛于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在清华大学举行。这次论坛不仅为来自不同高校的博士生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为参与论坛的各高校提供了交流研究生培养经验的机会。本报记者就此特别采访了几位博士生导师，请他们谈谈目前国内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陈皓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博士生培养，质量是生命线。
　　陈皓明教授认为，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层次的标志，是国家文明史上的大事，能不能培养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以清华大学为例，在校的年轻教师和学术骨干有７０％～８０％以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出台后的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人才。而国家学位委员会正在拟定的学位法，将使研究生的培养更加规范化。
　　陈皓明教授强调，研究生培养的生命线就是质量，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质量，这是我们教育质量的一个标志。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人才是根本性的问题，而人才水平的标志主要是研究生的质量，当然还有本科生的质量。
　　近几年，研究生培养规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跟国家整个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形势相关的。举例来讲，在七五、八五、九五这三个五年计划中，“８６３”计划总量约６７亿元，而第十个五年计划的“８６３”计划总量是１５０亿元。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应该是跟国家的科研水平和规模相关的。具体而言，硕士生培养与科研的投入和规模相关，而博士生培养则与科研水平密切相关。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就培养不出优秀的博士生。
　　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加，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是必然的。但是在某些地方过分的规模扩大会影响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不该简单地将本科生数量与研究生数量划定比例联系起来，不同学校在设立研究生培养点时应该慎重考虑自身资源能否承担研究生培养的问题。研究生规模应该和研究生培养不同层次的要求有关系，目前我国的状况是研究型博士多，专业博士少，缺少纵深方向的发展。此外，目前整个科研领域中项目多、研究少的现状严重影响着博士生培养的质量，这种矛盾也和教育评估体系不健全、整个教育层次不分明有关。不过，去年国务院学位办提出要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它的根本宗旨就是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

　　■李衍达（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国家应将部分财力投入到前沿性重大课题的前期基础性研究立项中，让博士生参与其中。
　　李衍达教授认为，从国家整体来看，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对于我国实现国防现代化，经济的新的增长飞跃，科技的发展都是十分关键和不可替代的。而这些拔尖人才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博士生。由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因为人才问题起决定性作用。基于此，审视博士生培养问题，不仅要从研究生培养自身的角度来看，更要从国家发展、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来看。应该把培养高质量的博士生看成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李衍达教授指出，每年评出的全国１００篇优秀博士论文，８０％来自国家级课题，６３％来自基础研究，３６％来自应用技术研究。分析这组数据，他认为博士生的课题如果围绕国家级重大课题来选题，比较容易取得新突破和达到更高水平；博士生的选题如果更加着重于科学原理，基础研究，更容易取得科学上的新突破。
　　李衍达教授大胆设想：首先，国家应将部分财力投入到前沿性重大课题（经济发展、国防、科技等方面的）的前期基础性研究立项中，让博士生参与其中，支持博士生培养，这将会对提高博士生质量大有裨益；其次，建议用部分资金支持开展交叉性、前沿性、基础性的探索，因为学科交叉出创新；另外，对博士生的培养体制、评价标准进行改革，比如建立弹性学制，比如评价标准从重“量”改成重“质”；最后，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研究生培养的学科基地，因为所有的博士生都需要有科学研究的平台，需要学科积累、导师队伍、研究条件、交流环境和研究团队。
　　李衍达教授特别强调要加强学科基地的建设。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里四分之一出自四个学校：清华、北大、复旦和浙大，就是因为有很好的学科基础，包括导师的条件，研究的平台，长期的积累以及学习环境这些博士生培养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国家能够从整体上加大对学科基地建设的支持，将大大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拔尖人才和智力资源的支持。
　　李衍达教授还对扩招带来的博士生质量问题表示担忧。他认为研究生培养应该优化结构，教育要有层次性和结构性，但目前的培养资源并没有随着培养规模的扩大而相应地增加。

　　■周鲁卫复旦大学副校长　：
　　评价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不应只看文章数量，关键看文章质量。
　　周鲁卫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博士生培养与国外相比，最大的差距体现在研究生培养制度上，而理念是制度的出发点。他认为，大学是创造新知识、传承人类文明的场所，其功能不仅仅是向社会输送各级人才。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国的大学是应该相互比较创造新知识的多少？还是比较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是多少，被引用的文章数是多少？
　　周鲁卫教授认为，只有好的招生制度，才能选拔出有研究潜力、有创新意识的优秀生源；只有好的培养制度，才能激励好的学风，让杰出人才脱颖而出。没有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学校一定会成为高分低能者的会所，学校就失去了科学研究的活力，就会辜负全国民众对高等学校科教兴国的热切期望。学生进入到学校中就可能把拿学位、发文章放到第一位，而不是投入到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去。
　　因此，如何评价博士生创新能力，不应该局限于发表文章数量的标准，国外某些大学的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周鲁卫教授以耶鲁大学生物医学专业为例，该校就没有规定学生发表文章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才能毕业，他们重视的是学生文章的质量。在德国，评价一个博士生，最重要的是毕业论文和答辩，而不是发表的文章数。英国方面，研究生毕业的论文经过初步审核后，学生就离开学校了，但其后半年间，会有２～３位教师对论文进行非常细致的审核，半年后学生再次回到学校进行答辩，决定能否毕业。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虽然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试图评价一个博士生到底懂什么。同样，国外大学在聘任教师时也不是以发表文章数或著作数为唯一标准的，而是非常重视同行对该教师的评价。
　　当然，不同的学校采用评价标准的时候，侧重点不同，这是我国的大学发展水平不一所决定的。周鲁卫教授认为，国内一流的大学在评价学生和教师时就不应该只看重文章数量，而是考虑在这个学科领域中能为社会贡献多少新知识。许多大学限于自身条件，不得不把发表文章的数量做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复旦大学自身就在评价学生、鼓励学生的方式上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包括进行三期四档的评估，优秀者可能争取到很高的科研经费；设立５００万的创新基金，分成９个科研方向，有创新、有风险的课题都可以申请，三年来，１３２个项目获批，学生们对此表现非常积极。

　　■李铁虎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
　　研究生培养结构的优化首先要实现制度的优化。博士生扩招增长率超过了３０％，这种速度是否合理？
　　我国近年来不断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针对扩招可能带来的质量滑坡问题，李铁虎教授认为，扩招速度应该与社会需要相协调，而现在的扩招规模已经超过基础设施发展所能承受的程度。包括国内一流大学北大清华，在教室、宿舍、实验室、食堂等设施的提供上都显得有些招架不住。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与扩招规模相比差距太大。当前，博士生扩招速度甚至超过了３０％的增长率，这个速度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可以预见，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李铁虎教授指出，招生专业的比例结构以及相关的国家政策也呈现出了不合理态势。国家有关部门对扩招的专业没有任何限制，任意学校的任意专业都能扩招。此外，研究生招生采用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各专业之间招收比例的调整无法通过不同专业间的分数差来实现。
　　李铁虎教授强调，现阶段博士生培养的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重理轻文，而自然科学内部则是重工轻理。而一些社会急需专业的人才，如经济、管理等仍然很缺乏。结构优化首先要实现制度优化，包括进一步下放办学自主权。现在我国已经有６所高校自设专业，有一定的自主招生权利，这些自主权也仅限于本科阶段，而最需要自主招生的研究生阶段培养却没有获得相应的选择权的自由。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
　　应该淡化博士生导师这个概念，现代社会的博士生培养已经不适宜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了。
　　在谈到优秀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时，薛澜教授认为，创新能力必须有一定基础。而这个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规范的研究方法，二是对具体的研究领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博士是培养专家的。一般而言，博士生是需要非常深入的研究的，当然在其研究领域内的知识必须掌握得比较全面，因此广博和专门二者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结合的基础之上，才能有创新。现在很多人有新的想法，对于创新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新的想法并不代表创新。作为博士研究来说，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创新，将新的想法转变成创新，就必须深入地研究，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方式来探寻想法的正确与否。我国现在的博士生培养，在规范的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学生的功底不够。
　　薛澜教授还指出，应该淡化博士生导师这个概念，而是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或者参与博士生研究。优秀的博士生导师首先应该有较多的研究经验，扎实的分析方法，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有基本的出发点。其二，教师应该走在研究的前沿，比较开放，愿意接受一些新的想法和观念，包括一些博士生提出来的问题和研究思路，能够鼓励和支持这些想法和思路。当博士生提出新思路时，优秀的导师就能凭借自己的研究经验给予学生指导和帮助。其三，导师的言传身教能对学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现在我国的研究生培养还是遵循“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博士生培养已经不适宜采取这种方式了。可能的模式是一群师傅带一群徒弟，因此更重要的是博士培养点或者说科研平台有没有好的交流氛围，让学生有机会从不同教师那里吸取经验，这在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培养中显得尤其重要。
　　薛澜教授最后指出，我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还没有调整好整个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在美国，选择读博士的人的就业取向是很明显的，主要是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比如到大学当教授，到公司或研究机构做研究。所以在国外，不会有那么多人一定要读博士，读应用型硕士的人反而比较多，因为读博士的成本还是很高的。我国整个社会的用人机制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成本的高低，如果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了，用人单位在能用硕士的地方就不会用博士了，进而在研究生培养上，就能初步地形成一个优化的结构。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就面临这样的调整期。

　　■郑泉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
　　导师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国外有学者认为，拔尖人才、学术上有巨大影响力或领导力的人，其成功因子１０％源自天赋、５％是机遇、８５％则是前人影响。郑泉水教授因此指出，导师的一言一行、导师的境界对学生的教育甚至一生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他举例说，如今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在很短时间里要让研究生确定研究的对象，导师的指导作用是很大的。完全放开学生自己去选题自己去搞科研，当然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作用，但导师还应该不断地指点，参与学生的科研工作，在此过程中鼓励学生创新，使学生能够借助导师的经验背景开展研究，当然作为学生自己也得更加投入。
　　郑泉水教授认为，我国的学生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研究生导师是不是世界一流的、最好的导师，这实际上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引进更优秀的导师和教授。
　　关于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郑泉水教授的体会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一个博士生，人生中最精华的几年是在导师的陪同下度过的，不言而喻这期间建立的关系是很关键的，导师应关心他的优点、鼓励他的创新性。我国在大学前的教育阶段对创新能力培养的薄弱导致了中学后教育成为创新能力培养的补救期。导师要认识到这一点，学生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导师应该促使学生敢于迎接挑战。
　　另外，导师群体对学生群体也很重要。举例来说，很多博士生导师的题目是相互关联的，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沟通讨论，学生之间也就有机会交叉探讨，得到培养的机会也更多，这种群体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本报记者 李晨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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