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博士生教育在中国大陆，不过20年左右的光景。然而博士生教育，却已步入老态。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判断。的确，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处在强劲的增长中，据说近几年，要从每年招收1万多名博士向每年招收5万名博士的台阶攀登。然而，在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质量却在迅速下滑。
　　20年前，中国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连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点，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们自知学术地位并不比他高，于是建议他设博士点。那时培养的博士水平也是很高的。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第一批博士多数处于学术前沿，甚至没有毕业，其学术领先地位就已经得到同行的公认。对这样的博士，给予较高的荣誉和待遇，是合情合理的，对于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老一代的博导退休了，去世了，他的博士授予权就转移到了本校本系本所本室的新一代人手里。如果新一代的导师也是国内公认的名家，博士点还算名副其实。但人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青胜于蓝，而是二世而衰，乃至二世而亡。博士生越招越多，考生的整体质量自然与1980年代前期不可同日而语。就算导师本人够格，面对生源质量下滑也无可奈何。以至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导发出“博士硕士生源不如本科生”的慨叹。更麻烦的是官员们也看上了博士、硕士头衔的好处，于是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入学考试和普通考生就不是公平竞争。有人入了校，不上课，还有官员的毕业论文是秘书捉刀代笔。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
　　然而，这种博士教育质量下滑、博士含金量降低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教育界的正视。许多大学对博士的盲目追崇有增无已。一些大学引进师资非博士不得入门。一些大学要求50岁以内的教师都要去攻读博士，否则不予评教授。
　　在这种以增加博士点为首要目标的导向下，最受伤害的不是位居国内前十名的名牌大学，因为这些大学的博士点已经不少，想增加新点也不难。最受伤害的是那些地方综合大学。他们的财力本来就不如名牌大学宽裕，有限的财力和校系领导的精力，又都投放到争取设立博士点上。
　　为了建立博士点，他们费尽了心机，天南海北地寻找学科评议组成员联络感情，拉关系。据说，为了增设一个博士点，投资数量达几百万元。在这样的气氛里，博士点的增设很难不演变为设租寻租机制。
　　本来，考察一个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性的大学，首先是衡量学术水平，学术思想活跃，能够在国际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有一批名教授，能够培养出好学生，就是好大学。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同行自有公论，社会自有公论。现在，这些都不讲了，变成了量化标准。博士点硕士点的多少，就成了衡量大学地位的硬指标。一个大学，一个院系，一个学科，如果拿不下博士点，教学质量再高，学术成果再多，也是白搭。在这种气氛里，人们的兴奋点便从学术创新转向学术包装，转向争取什么级别的课题项目，拿到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用什么公关方式达到这个目的，而学术问题本身，却被冷落到一边。
　　所以，本文的题目就叫：博士教育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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