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推行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可是，也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我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就高校改革提出七点看法，或称“七论”，以期引起讨论。

　　（一）教育长效论。这是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讲的。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快慢。现在几乎没有不说教育重要的，可是，又很少有让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说明没有把教育提高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败国，如日本、德国，如今在经济上都已经赶上来了，并且还超过了一些战胜国。其原因主要是它们战败以后，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投入的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说长也长不到那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显现出来了。我调查过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几个“院士县”、“院士市”，它们的教育投入长期以来都是很高的。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是后发效应，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现在最大的实用主义就是表现在对教育投资的不足上。实用主义是教育的大敌，害了教育，也害了经济，是必须迅速纠正的。

　　（二）声望学本论。这是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讲的。任何国家都有两大系统：一为权力系统，二为智力系统。一般说，权力系统权力大，智力系统声望高，各有所长。可如今在有些地方，权力系统权力太大，大到了两大系统成了父子关系，大到了智力系统要绝对服从权力系统，大到了声望也是权力系统高于智力系统，大到了有了大权就有了学位。其结果是智力系统难以拿出多种方案供权力系统挑选。不是多中求一，这“一”的正确性也相对降低。

　　现在教师的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地位相形见绌。我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考察过，讲过学，亲眼目睹教授怕行政干部、大学校长怕教育部门的计划财务处长的情景。这是不正常的，是同知识经济不相称的。这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学位限制没资格进一大学大门的情形无法相比。因此建议：不是从口头上而是从行动上变“官本位”为“学本位”。

　　（三）科教同步论。这是从教育与科研的关系上讲的。自从19世纪初德国洪堡提出大学应当与科研相结合以后，科研带动了教材的更新，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我国在教育与科研的结合上做得比较好，但是有的地方也有过于强调科研的倾向。如规定教授的科研三年不及格要降格，这似乎不妥，因为科研项目有的是一年可以完成的，有的是“十年磨一剑”，有的甚至要倾毕生之精力。倘以三年为期，这种科研考核指标势必转移教师教学的精力，不利于教学。因此，我们还是坚特“科教同步”比较好，过于突出科研不适用学校。

　　（四）文理融合论。这是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上讲的。文理应有分工，有分别才有特色。有人解剖清华、北大说：清华质朴，北大机敏；清华稳重，北大活跃；清华热情，北大矜持。这就是分工的产物。但是，分工不要分家，更不要分裂。文理“本是同根生”，在学科上应当是边分边合，应当大跨度地结合、融合。现在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在增多，可是文理的“融合”还有个过程，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人文意识、人文精神薄弱。认识上的差距导致实际上的文理不等，这个问题势在必改，势在早改。

　　（五）师生互动论。这是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讲的。封建社会教师可以体罚学生，学生对老师只能信而不疑，绝对服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教育家杜威又提出了“儿童太阳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倒是中国古人看得比较清楚：第一，“无贵无贱”，这就是政治平等。第二是“闻道有先后”。（唐·韩愈《师说》）不用说，“闻道在先”的是教师。第三，“教之本在师”。（宋·李觏《广潜书》）教师高于学生，应为主导方面。第四，“教学相长”。（《礼记·学记》）“相长”就是“互动”。赋予现代文化内涵的“师生互动论”应成为我们处理师生关系的指导思想。可是，由于物欲膨胀，有的地方滋长了“教师是花钱雇来的”错误思想，视教师为商品，待教师如佣人的雇佣思潮，应引起注意。

　　（六）教育自省论。这是从教育与逆教育的关系上讲的。办教育一定要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比如说“有教无类”，这既是个教育方法问题，也是个教育宗旨问题。英国规模最大的伦敦大学就是为打破牛津和剑桥为特权者独占的局面而创建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各国都是这样做的。即使是“宽进严出”，在“宽进”时不讲分数，在“严出”时还是要讲分数的。可如今有的学校可以花钱买上2分、3分，让学分散发出铜臭，玷污了神圣的学术论坛。还有文凭，现在博士帽满天飞。有人说有三种博士：官博、款博与学博。只要做了官，有了钱就有人代其写博士论文。教育部门要把形形色色的非教育、逆教育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教育界要清除腐败。

　　（七）学说指导论。对教育的最大发言权是教育学说。教育学说是揭示教育规律的，而不是谈表面现象的。教育应当按教育规律办事，也就是按教育学说办事。国外有许多教育学说，有的一国之内都有好几个教育学说。我国近现代虽也有徐特立、吴玉章、陶行知、马叙伦、陈鹤琴、成仿吾、杨秀峰等大教育家，可惜教育学说太少。现在大多是按首长语录行事，缺乏深刻性，不利于教育。语录又往往随人事的更迭而起变化，缺乏连续性，更不利于教育。

　　教育的兴旺表现在学说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学校的规模不在大，有学说则大，有学说则高。教育界不宜成天把办多少“世界一流”学校挂在嘴边，前百名都没进去一个，说那么多“一流”干什么！教育界应着力鼓励教育学说的发育，推动一流学说的形成。相信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教育学说，一定会转化为促进教育事业欣欣向荣的巨大力量。

　　（■邓伟志，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导、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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